那年，我在仙庾当老师

黄明

我当老师的第一站是仙庾中心学校。那会有个六年级语文老师要休产假，我被找来补位。彼时我还没考编，是俗称的“代课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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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子小，大多学生都比我高。上课时还好，他们坐着，看不出别扭。但只要一到操场排队或是跑操，对比就出来了。可能身高拉近了我和学生的距离，很多时候，我们更像朋友。

我的办公室在教室隔壁，因而学生找我特别频繁。他们有时想听某首歌，想要我电脑找来播放一下。有时有问题也找我一起探讨，什么事都没有，就站到我旁边看一看，闲聊几句。那时班上兴起折纸热潮，我常收到他们送的各式写着祝福的折纸礼物。

女孩们会围在我身边，我的衣领乱了，她们像大人一样帮我整理，塞给我吃的，拉着我跳绳。有时高我一截的女生甚至会很自然地把手搭在我肩膀上，叫我“小明明”。

虽是初生牛犊，但我不反感上公开课，学生们在课上也很给力。我在仙庾执教的一个学期，上过不止一次公开课，且代表学校去参加了区级的教学比赛和趣味运动会，写了两篇获奖师德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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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通勤不便，学校给我安排了一间宿舍。里面有一张单人床，一张旧课桌和一把上了年纪的椅子。姐姐送我过去的，帮我把房间的一扇小窗子贴上家里带来的花色窗纸。

学校不提供早餐，而校外的粉面馆远而拥挤，我毫无外出觅食的兴致。于是想到了一个极为偷懒的办法来解决早餐——煮面条。我带了一副碗筷、一罐盐和一瓶老干妈，买了一个插电煮面杯，我早餐的所有物品就齐全了。我在煮面杯里烧开水，放进面条，煮熟捞出来。挑点盐，倒点老干妈，搅拌一下，用这个方式对付一个又一个被鸟唤醒的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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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要举办“庆五四·迎六一”活动，班主任把这项任务交给了我。跟大家讨论了一番，最终决定跳舞。我挑选了乌兹别克斯坦经典舞曲《欢乐的跳吧》，召集了十几个女孩子，就着学生时代在学校跳过几支舞的薄弱底子，当起了她们的舞蹈老师，我们利用中午和放学的各个空档加紧练习。

然而女孩们聚在一起，各种小情绪层出不穷。我一会儿要哄这个，一会儿又要给那一对做调解，几次以为这个节目会中途放弃，好在我们还是坚持下来了。

五月底，杜老师当向导，带我到市区一家服装租赁店挑选演出服。我帮学生们试穿了三套衣服，最终选定了一套橘红色服装，因为它热烈、闪亮又充满异域风情。我们扛着十几套衣服回来，带给学生们试穿，那一刻，她们欢乐、娇羞、满足，练习中的不愉快在叽叽喳喳中烟消云散。

演出那天，当鲜亮的橘红色在台上舞动起来时，收获了师生们的诸多目光。最终我们的节目获得了一等奖，我也被评为优秀指导老师。

在我给学生们总复习和排节目双线行进之时，各地的教师招考信息也陆续发布，我戴着电子手表穿梭于各个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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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夏天走，日子被越拉越长。吃完晚饭，太阳还明晃晃刺眼。我在操场上一圈一圈地走，把艳丽的天空走到褪色，直到暮色忽地倾覆下来，我就回办公室备课或复习。

学校里也有其他住校的年轻老师，但一到放学，见到他们的次数屈指可数。帅老师也住校，带着她二年级的儿子。杜老师家离学校不远，有时会在饭后回到学校来。有次我出去吃饭把钥匙锁在了办公室，就是他搬梯子爬窗户进入办公室帮我开的门。有回他加入我和帅老师母子的散步行列，走着聊着大家就有了翻墙出去的想法。平时我们明令禁止学生这样做，但现在却因这个计划极度兴奋。

杜老师是体育老师，身姿矫健。他先把我们三个挨个托上围墙，待我们坐定后，迅速翻越过去，跳到围墙外侧，又挨个把我们接下来。

翻过去后是另一处教师生活区，我们串一会门，就往荷塘走去。仙庾岭有数百亩荷塘，这是我第一次晚上来。星月的银光笼罩在荷塘之上，清透而纯净。十几年过去，那份清冽的香气还在我记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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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考试那天，学生们来得特别早。我还睡着没起来，他们的电话就催来了，说我懒得跟大熊猫似的，要我赶紧起来，早饭都给我准备好了。我匆忙洗漱完赶去教室，学生把一碗打包的炒粉递给我：“我没忍住吃了一口，不介意吧？”

然后毕业说来就来了。喜悦、不舍甚至些许遗憾剧烈地缠绕。我的教师生涯的开篇，在五十来个学生的陪伴下，有了颜色，精彩纷呈。

我也考了编，上了岸。

去年，有学生联系我，聊天中得知她的孩子已经几个月大。今年，又忽闻帅老师病故的消息，感慨万千。

怀念曾经那些美好的人，人生仍要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