渌水长流见风骨 ——刘谦与民国版《醴陵县志》

刘谦像

邬添奇

在湖南方志的宏大版图中，刘谦主编的民国版《醴陵县志》如同一座巍峨的丰碑，屹立于战火纷飞的二十世纪40年代。

翻开这部厚重的县志，不仅能读懂醴陵的历史，更能读懂刘谦这位修志者的精神底色。刘谦，字约真，号无诤居士，1883年7月20日出生于醴陵沩山镇（原大林乡大林村）。我在梳理其人生轨迹时发现，刘谦的一生，是对醴陵人“义善精神”最生动的注脚。

从渌江书院到武昌城头

刘谦之“义”，首先体现于情。这一点，在他与近代民主革命英烈宁太一的生死之交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二人同为醴陵人，皆出于渌江书院门下，是同年、同乡、亦是同窗。然而这段情谊的建立并非偶然。刘谦居大林，宁太一居东富，两地相隔，在入书院前恐无深交。细考时间轴，刘谦于1900年入学渌江书院，宁太一则于1903年考入长沙明德学堂。这意味着，二人的同窗之谊虽不满三载，却因志同道合而相交莫逆。

从1903年宁太一负笈长沙，到1913年喋血武昌，这十年间，刘谦虽未时刻处于革命风暴的中心，却始终是挚友最坚实的后盾。这份情义，在宁太一蒙难的两个关键节点上，化作了具体的行动。

其一是宁太一深陷囹圄的“狱中三年”（1907—1909）。彼时，刘谦受挚友之托，与同乡李隆建在险境中重建同盟会湖南支部，联络旧部，吸纳新血。更为感人的是他展开的一场特殊的“精神营救”。每个周日，刘谦都会奔波于图书馆与监狱之间，搜罗书籍送进铁窗，若图书馆无书，便向私人藏家搜求。据统计，宁太一在狱中博览群书两千余册，这也就意味着，在近千个日夜里，刘谦平均每天都要为挚友寻觅并送去两本书。这份坚持，是对友情的忠诚，更是对革命火种的呵护。

其二是1913年宁太一遇刺牺牲。噩耗传来，刘谦悲愤交加，当即从长沙奔赴武昌。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他克服重重险阻，终于将挚友灵柩护送回乡，安葬于醴陵西山。此后，他又与傅熊湘呕心沥血，将宁太一遗作与柳亚子辑录的文稿合刊为《太一遗书》，四处奔走谋求出版，只为让英烈精神得以传世。

这份义气，刘谦不仅给了宁太一。在动荡的时局中，他积极安置马日事变后逃至长沙的醴陵农运负责人李人祉；他不避斧钺，营救身陷囹圄的水口山煤矿铁路司机游采臣；他支持同乡好友傅熊湘的事业，并在傅去世后为其整理编辑《钝安遗集》。甚至在晚年编修县志时，他力排众议，特地为醴陵籍中共将领左权立传。在他心中，党派之争终有尽时，但追求正义与进步却是矢志不渝的信念。凡此种种，皆可见其重情重义，甘效犬马，颇有古烈士之风。

乱世中的慈悲与担当

刘谦之“仁”，在于他对生命的敬畏与对苍生的悲悯。

1918年3月，北洋军阀张敬尧祸乱湖南，不仅查封了《长沙日报》，还纵火焚馆，更下令全省通缉报社同仁。作为报社的一员，刘谦在千钧一发之际，从报社窗户跳入后院脱险。然而，逃出生天的他并未独自苟活，而是连夜潜回醴陵，组织受牵连的亲族避难萍乡。这种在危难时刻首先以此身庇护亲族的担当，正是仁者的本能。

抗战胜利后，寓居长沙的刘谦，目光更加深远。他积极参与程潜、陈明仁的和平起义筹备，多次参与秘密会谈，并参与营救被捕的中共地下党员。

晚年的刘谦，洗尽铅华，精研中医。对于贫病乡民，他不仅施医赠药，更分文不取。他敏锐地发现，民间因旧法接生导致的难产悲剧频发，深感普及科学之紧迫，于是亲撰《胎产常识》一书，自费刊印千册，分发给穷苦人家。这一本薄薄的小册子，救活了无数母婴，也映照出一位乡贤“善而仁”的温热心肠。

只有文章传不朽

正是这样一位义于情、善而仁的长者，在1941年冬，以五十八岁之躯，挑起了一副沉甸甸的担子——重修《醴陵县志》。

此时修志，谈何容易？

首先是时机之“不合时宜”。1941年的中国，正处于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湖南更是第二次长沙会战的前线。当此国难当头，为何要修县志？其实，这项工程的动议最早可追溯至1936年，时任醴陵县长贺笠青召集乡绅，拟续修县志。遗憾的是，随着贺县长去任及抗战全面爆发，工作被迫搁置。但醴陵的文化血脉并未因此中断，县中热心文献的人士，仍私下里裹粮载笔，于战火间隙坚持搜集采访。

其次是心境之“反差”。年轻时的刘谦，曾为革命奔走呼号。然而，随着宁太一、傅熊湘等好友的相继离世，目睹军阀混战、外敌入侵，在省府教育、民政战线躬耕半世的刘谦，心境渐生变化。他虽未再冲锋于革命一线，却选择了一条更为寂寞坚韧的道路——在后方守护文脉。他筹办小学、积谷备灾、襄助开明中学（今醴陵市二中），直至牵头修志。他深知，山河破碎之际，保存一方史料，便是保存了民族复兴的火种。

这部县志，从最初动议到最后付梓，整整耗时十二年。时任省文献委主任仇鳌在序言中写道：“不顾时之阽危，事之艰苦，欲期举而措之，待观其成，闻者愕然而滋惑。”在那个“偌大中国放不下一张书桌”的年代，湖南全省79个县市仅有29个完成修志，而《醴陵县志》因体例严谨、立类新颖、材料详实，被誉为“民国湖南县志之圭臬”。

这“圭臬”二字背后，是刘谦及其团队克服的“五难”：

一难在史料稀缺。康熙以前的旧志已不可复得，即便同治版县志也难以购全，这让参照古史如同盲人摸象。

二难在经费枯竭。战时军事开支浩大，兵燹之后百废待兴，修志经费捉襟见肘，全凭刘谦等人多方筹措。

三难在环境险恶。修志期间，日寇铁蹄践踏醴陵长达十五个月，纵横蹂躏。刘谦团队不得不推着独轮车，将珍贵的书稿运往深山藏匿，待寇退后再搬回整理，如此反复，书稿竟未遗失。

四难在统计草创。尽管团队深入实地勘察，但当时政府统计调查制度尚属草创，数据经纬之间难免偏失，需耗费大量精力甄别核准。

五难在人事代谢。从贺笠青发起，到团队成员几经变动，有的调任，有的辞职，有的甚至在战乱中辞世。各项任务的交接频频脱节，全赖刘谦一人居中调度，缝合断层。

仇鳌在1948年审稿后感叹：“约真以垂老之年，孜孜于志，乘之搜采编述，发凡起例，董而理之。山陬水澨之踪，杜户操觚之业，始事于乱中，定稿于寇退，可谓勤矣。”

这段文字，是对刘谦最好的致敬。

2023年11月，当我再次翻开这部在此刻显得格外沉甸甸的《醴陵县志》，读到这篇序言时，心情久久难以平静。透过泛黄的纸页，我仿佛看到了八十多年前那个在油灯下、在防空洞旁孜孜不倦的身影。

那一刻，我合上书页，在心里向刘谦先生深深地鞠了一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