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欲瞬息亦如死精神永恒方如生

刘永炜

在长达几十上百年的近代社会中，陕北大地诞生了一大批杰出的文学作者，诸如陈忠实、路遥、贾平凹等，是其中的突出代表，而红柯先生，并没有这些前辈们出名，甚至现代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他，但他确实是陕西文学一位开创性的人物。红柯的作品风格脱离了以往深沉苦涩的陕西文学，新添了一份来自千百公里雪山上的纯洁、轻盈与博大。

大生命观下——万物的野蛮生长

在红柯先生的诸多作品中，不论是小说集，还是散文篇，都贯穿了一个重要的观念——自然泛灵。

相信很多人都在高中时期接触过一篇文章《麦子》，其中的一些意象选择和比喻使用让人震撼，我们将其称为诗化小说，而这一风格也是他的惯用手法。无论是《乌尔禾》，还是《太阳发芽》，或是万物之灵的《长命泉》，都给人一种充满诗意的想象。

“万物纷然如牛毛，天地之生人为贵，人生难得如麟之角，人死后入长生地，长出青草回归大地母亲的怀抱。”这句话可谓是整本书的精华概括，作品中的边地女教师在护送学生的路上遭遇风暴死去，但她的灵魂却寄存于风中，最后在一位关中的小学女教师身上重生，这是精神的传承。王怀礼母亲年轻时遭遇战乱饥荒，于逃难路上食昆虫观音土而活，当其死后，她的灵魂却汇入万物的灵气之中，她的音容笑貌又借花草昆虫重现，在树林花草中永生，这种生命观，有着延续性和关联性，更是映射出了世间万物的一份真灵。

但我不禁发问，是什么原因让红柯诞生出这一理念？回过头看红柯的一生，他在新疆生活了长达十年，而后又迎来了社会新旧交替转换，目睹了时代下的众生相。首先我们可以把目光放到环境上，新疆那连绵的雪山、草原、戈壁，远远望去，人是多么的渺小，又与自然多么和谐。也许这一相互依存的自然模式使其萌发了崇尚自然，敬畏生命的观念，同时也在他心中种下了一朵洁白无瑕的雪莲。但是，人总是要进入社会的啊！正值新旧交替的年代里，红柯出去了，也改变了，他目睹了什么是底层人民为了生存的“野蛮生长”。从此，红柯那纯净的心灵开始了对自身、对社会的反省。

“比起肉身的残破和腐烂，精神的荒凉与虚无才被谓之终极的死亡。”红柯生命观之永恒不在与人们的物欲，而在于那澄澈纯洁的精神，这一观念又予以我等世人更加理性，更有价值的生命意识。

神性人性下——淬炼的情感避难

在整本《长命泉》中，神性与人性更是一览无余。山那边的人们沉浸在爱欲相融的自我诉求中，而荒芜戈壁的这边，可怜的人们为了生存拼尽全力。

红柯对“爱”的能力从未怀疑过，《长命泉》将爱扩展至母爱，圣母之爱。“母性就是一种宽容，一种挚爱，一种无边无际的广阔，一种至死不悔和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刘邦从商於之地入关，称王必须走过华胥氏的圣母之路才能真正成为王者，王怀礼深陷被权力拿捏的漩涡而生命行将枯萎时是老母亲无私博爱的献身之旅拯救了他。这一“爱”与以上所提出的“欲”便形成了人性中鲜明的对比。

他赋予万物以灵性，万物还他以精神永生。他是时代变化下的情感升华者，也是混乱社会中的避难指引人，他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之间做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平衡。爱的能力是自然生命力的外显与必需，也是天人合一的超拔境界。性因爱而健全，权因爱而自律，人因爱而领悟生命的神性光辉。

红柯的《长命泉》犹如一面镜子，反射出大生命观下万物的蓬勃与坚韧，也映照出神性和人性间的纠葛与救赎。尽管他或许未曾如某些文学巨匠般声名远扬，但他在陕西文学乃至中国文学的版图上，无疑镌刻下了属于自己的深邃印记。他用文字为读者开启了一扇通往自然、生命与爱的大门，引领着人们在纷繁复杂的尘世中，去探寻那隐藏于深处的精神真谛与灵魂栖息之所，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将始终铭记这位在文学之路上执着前行的先驱者，以及他所馈赠的无尽精神宝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