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年轻

2012年湘江毅行与同行朋友的合影。作者 提供

黄 明

那是2012年，我还在上大学。

那年的徒步湘江毅行始于4月29日，线路总长63千米，从株洲走到湘潭，又从湘潭返回株洲。我背个背包，连续两天保持八个多小时不间断行走。

最初是三月里，野花（我的高中同学）在网上召集人结伴同行，我瞬间心动。

在确定不会延期的情况下，我和野花在28日晚上分别从不同城市赶回了株洲。第二天早上七点就在神农城广场集合，参加湘江毅行的启动仪式。八点多人群开始流动，流向湘江岸边和去往岸边的路上。3000多个人，50多台随行义工车、急救车，各种舞队和鼓队、拉拉队、引路人，场面欢腾极了。

我和野花在人群里穿梭，跟着我们的O队和素不相识的队长。人多了就好玩了，而好玩是不需要确定人群的，好玩的重心在于我们自己。所以队伍不重要了——我们轻而易举就跟丢了我们的O队。

在盛大的欢乐里，交流变得没有负担，我们成了社交“悍匪”。我们是跳着前进的，见到谁都跟见着亲人似的。路上每隔一段距离就有引路人，我们就去跟引路人打招呼合影；有舞者歌者，我们就跟舞者歌者打招呼合影；有摄影记者，我们就让他们拍，然后拍他们。还有“背包哥”“帅高个”或“萌小孩”，都逃不过我们的相机。每隔一段路就设置了签到点，我们拿自己的身份牌去刷卡签到，得到饮用水、面包或是稀饭补给。野花也会伸出食指，点着陡壁上的某丛野花赞道：“有点意思！”

有一个男孩。他黑壮，穿着黑色工字背心，很长一段时间总走在我们前面或后面，没有同行者，没有行李，不言不笑，只戴着一副耳机。在熙攘的人群里，他非常特别。从我们开启的聊天中得知他上高一，他也就顺势与我们同行。

“你们多大？”他问。我们说大三。

“你们像初中或小学生一样，”他停顿一下，“我们学校的小学生就长你们这样。”

他的语速很慢，掌控着我们聊天的节奏。他突然乐于表达，用诵诗的口吻讲述他与英语老师的顽强对抗，说他是学习委员和另外几个已经被他忘却了名称的干部。没错，他说的是“忘却”。他向我们介绍他的学习和生活，像个长者。有时他会停下讲述，问我们学没学莎翁，学没学泰戈尔和尼采。

我们走着走着就不同步了。旅途中的“亲人”常常来去匆匆。

但“辫子哥”不同，我们的确成为了朋友。

初见辫子哥是在出发后不久，还是株洲段。一个下坡处，我发现了一撮男人的辫子。好奇心告诉我，这个可以收录到相机里。然后好奇心再告诉我，应该至少见这撮辫子主人的一张侧脸，最好是正脸。愿望很容易就实现了。

我们只叫他辫子哥，因为三千多人的大场面，每一个随机的相遇即是一场欢乐的别离，没有必要深究。在我和野花需要拍合影时，又遇上了他，就要他帮忙。一了解才知道，他恰好是一名摄影工作者。几次分别，又几次偶遇，于是我们决定结伴前行。三个人的话题呈几何倍增长，我们添水的频率明显增多。

途中常响起信天游、号子或山歌，飘荡在蓝天白云、绿草湘江间。歌是起伏而传递着的，随时都会有人接上几嗓子，把歌递到更远处，有一种北方的原始的粗犷辽阔，让人激动。尽管如此，但走久了就会乏，就会期待终点。路上各种骑着自行车或开着汽车的指路人会告诉我们：“不远了，只有半个小时了。”过了一个多小时还是不见终点。然后另一个指路人会告诉我们：“真的不远了，只有十分钟了。”然而半个小时终点还没影。再问，再说：“只有三分钟了。”尔后十分钟我们依然在路上。

到达湘潭是下午四点多，聚集在一所学校休整。从早上出发起中间没有休息过，人都没了筋骨似的，瘫坐在操场草地上。晚上在操场举行了晚会，一个巨大的party，我的兴致恢复不少。在看晚会时，我发现我的鞋底破了，好在有一双备用布鞋。

晚上下了雨。我们在学校礼堂里支起了帐篷。我和野花在帐篷里放音乐，清点脚上的水泡，从背包里翻可用之物，偶尔探出帐篷，跟陌生人没头没尾搭几句腔。夜更深时，礼堂里都安静下来，我听着外面的雨声，有一种野生的快乐。

早上雨停了，但潮湿的泥土、草香以及泥泞的路面提示我们昨晚确实有过一场不小的雨。虽然阳光不盛，但暮春的紫外线已初见威力。

返程的精力大不如前。去的路上我们会用“O型腿”和内外八字来调侃自己因脚痛导致的难看走姿。回来时，我们已经无所谓内外八字，只觉得26个字母都被我们走完了，走到后面没有了款式。

路面泥泞，泥巴在我鞋底糊了一层又一层，有时甚至会粘到脚抬不动又立不住。很多人开始在路边捡棍子当手杖，我也不例外。终于走过一段泥路，都有种“劫后余生”的轻松。我们不敢停下，因为只要一坐下，根本就不会再有起来的意愿。路上不断有收容车朝我们按喇叭，我和野花都摇头：“爬也要爬回去。”

实际上，跟“爬回去”也没太多区别，我们走路的速度像极了在路上数蚂蚁。快到终点时，我回头看野花，问她为什么不走了。她说：“我一直在走啊，只是好像没怎么动。”我再问她别的，她就会用迷茫的眼神望着我，说：“我的心已经完全被我的脚占领了，容不下任何东西。”

到了株洲体育馆外，要过马路，我们得分两个红绿灯才能走过一条斑马线。我们看着迎接我们的鼓队和舞者，想奔过去抱住他们，但双方的手老早就高高举起，拥抱却迟迟无法兑现。

最终还是到达了终点，领到了毅行证书，疲劳也消散许多。辫子哥之后告诉我，他回家后看照片，发现我到达终点时的肤色和大地融为了一体，只有一线白牙。他说，他会把照片处理一下。我的感激还没表达出来，他就补充道：我会把照片处理一下，把牙齿再调白一点。

至此，一段美好记忆在我生命里归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