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路 血战 强渡

面对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从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进行了伟大的长征。在这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中，活跃着三位来自湖南株洲的骁将——左权、耿飚、杨得志。他们不仅彰显了株洲儿女的铁血担当，更为红军胜利会师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逢山开路

1934年10月起，左权在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任参谋长。长征中，红一军团担负着非常重要的战斗任务。

1934年12月25日，攻占贵州施秉城的战斗由左权统一指挥。左权又协助指挥了红一军团强渡乌江、攻占遵义。遵义会议期间，左权曾短暂主持过红一军团的工作。左权听了遵义会议情况的传达后，兴奋得彻夜不能入眠，他含着热泪对聂荣臻说：“中国革命有希望了！”

1935年5月红军抵泸沽后，左权率红二师一部及军团侦察连长途奔袭，攻占大树堡渡口佯攻富林，吸引敌军，策应红一师在安顺场抢渡大渡河。最终中央红军主力全部通过泸定桥，甩掉了尾追不舍的国民党中央军。

部队在懋功（四川省西北部小金县）达维镇和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军委决定将红一军团改编番号为第一军，左权任军参谋长。不久红一军被编入右路军，担任前卫的红一军奉命最先过草地。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毛泽东、周恩来等随右路军行动。左权鉴别野菜野草，组织采集可食物资，反复强调坚决保卫党中央和中央首长安全过草地。过草地后，党中央将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突破腊子口天险，左权为红军陕甘宁顺利会师立下大功。直罗镇一仗歼敌一个师一个团，左权不但参加了战斗指挥，还在总结经验会上发了言。不久，他代理红一军团长，率领这支中央红军的主力，参加了东征、西征等战役。

血战湘江

1934年10月中旬，中央主力红军开始长征。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是开路先锋。红四团代号为“勇”，团长耿飚。

湘江是蒋介石为红军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蒋介石在这里部署了重兵。1934年11月25日，中革军委发出了分两路强渡湘江的命令。耿飚率红四团迅速抢占左翼阵地后，又星夜奔袭赶到60里外的觉山铺，布置起一道防御阵地，以阻击敌人的重兵追击。红四团以一团之力打退了敌人15个团的轮番冲锋，战斗异常惨烈。以总政的名义发来的电报里，要求红四团在这场“胜负关系全局”的战斗中，“人人奋起作战的全部勇气，不顾一切牺牲……消灭敌人进攻部队，开辟西进的道路，保证我全部通过封锁线……”危急中，军团保卫局局长罗瑞卿赶到了红四团耿飚的指挥阵地上。

耿飚正发疟疾打摆子，高度紧张和连续苦战让他虚弱不堪，他裹着毯子坐在指挥位置，坚守到中央纵队安全过江。五天五夜的湘江血战，是红军撤离根据地以后打得最惨烈、损失最大的一仗。此时，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万6千人，锐减为3万多人。这惨痛的一页，让耿飚始终难以忘怀，他在回忆录中说：“湘江战役是教条主义在军事指挥上的失败，它促使红军指战员必须考虑党的领导权问题了。”红军进入贵州境内后，他率部在江界渡口强渡乌江，首夺天险娄山关，为中央纵队和大部队开辟前进通道。毛泽东同志曾就此事写信表扬耿飚。

开辟道路

从1934年10月起，至长征结束，杨得志始终担任中央红军第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简称“红一团”）团长，率领部队担负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先遣任务。他率领红一团将士血战湘江，率先突破乌江天险，确保主力部队顺利过江。

1935年1月21日，中央红军从冕宁县泸沽地区分兵两路北进，杨得志奉命带领一营夺取安顺场渡口，指挥由一营营长孙继先组成的17人渡河奋勇队，分两批成功强渡大渡河，杨得志带着重机枪乘第三船过河。红一团在大渡河绝地为中央红军北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开辟了一条道路，粉碎了蒋介石让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企图，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之后，杨得志率领部队翻越夹金山，穿越毛儿盖，攻打直罗镇。红一团屡创奇迹，化险为夷。

（据《中国共产党株洲简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