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曦(湖南工业大学中文系)
三月刚至,笋尖便顶破湿泥,钻出地面。坡上的映山红,一丛丛燃着,红得扎眼。我挎着竹篮,跟在二伯身后。他步子拖沓,手总虚按在胸口,每走百十来步,便要倚着树咳嗽,活似破风箱在扯动。可瞥见土里冒头的笋尖,他眼里倏地透出点光,枯瘦的手攥紧小锄头,慢慢刨开腐叶,动作迟缓却稳当。嘴里嘟囔:“轻嗲,莫搞伤哒笋兜,明年还要发笋哩。”
肺痨缠了二伯半生,重活是碰不得的,大钱更挣不来。在大伯眼里,他是个累赘。大伯在东莞开厂发了迹,接走爹娘去养老,勒令二伯断了外出做工的念想,要他在家伺候老人。二伯是犟的,嘴上没半句不依,可我知道他心里有着多大的苦和不甘。
大伯嫌他嘴笨,儿子与他生分,他都闷头受着。唯独对我,那份热乎是藏不住的。每次二伯从东莞回来,帆布包里总装着给我的吃食,奶糖、饼干、烤肠用锡纸裹得严实。“侄伢子欢喜呷噶个。”他笑着说,肺病让他笑起来也带着喘,可那点真心,比糖还要甜。
大山,是他难得能喘口气的去处,也是他唯一能逃离那间“牢笼”的地方。傻叔叔憨头憨脑,跟在我们身后跑,倒也添了几分活气。二伯领着我们找笋,寻映山红。他教我分辨甜笋与苦笋,教我揪下映山红的花瓣,直接塞进嘴里——酸甜的汁水在舌尖迸开。他自己也吃,眼神软得像山涧里的水,那水里,藏着些没说出口的话。
正挖得入神,二伯的手机突然响了。是大伯的声音,隔着听筒都能听见那股不耐烦,言语像淬了冰:“爷老子个药冇得哒,快点去买,莫整日里东游西荡嗝。”东游西荡这四个字像鞭子狠狠抽在二伯的心上,他的脸霎时沉了下去。嘴里应着“好”,那声音,低得像蚊子哼。挂了电话,他盯着手里的锄头,指节攥得发白——他也曾想去外面闯一闯,可爹娘的药罐,大伯的吩咐,像两道绳索将他捆得死死的,勒得他喘不过气。
“二伯?”我轻轻唤他。
他回过神,伸手揉了揉我的头,说:“冇事,挖完噶兜笋子,我哩就转屋里。”他弯腰继续刨土,只是这一回,咳嗽声愈发重了,咳得身子蜷成一团,却仍死死护着刚挖出来的春笋,生怕摔了。傻叔叔蹲在一旁,递给他一片大叶子。二伯接过来擦了擦额头的汗,冲我们笑,那笑,比哭还难看。
“走咯,摘点子映山红转去,拿给你嗲嗲娭毑尝下味。”二伯说。
下山的路,二伯把最大的那根笋放进我的篮里,又往我口袋里塞了把映山红。风从山谷里卷过来,裹着他的咳嗽声。我回头望,他走在后面,身影被夕阳拉得老长。
后来我再去东莞,见到二伯那屋子窄小阴暗,像个不见天日的囚笼。阳台的角落摆着那把小锄头。他依旧每日给爹娘熬药、擦身、跑腿、买东西,像个上了发条的机器。大伯偶尔来一趟,依旧是那副颐指气使的模样。嫌他屋子收拾得不利索,嫌他连老人的药量都记不清,那些话像刀子,一刀刀割在二伯的心上。二伯还是犟,不辩解,只是默默听着,转过身去给我洗了一盘草莓,挑最大的那颗递过来。
“才买噶,你欢喜呷。”那语气,依旧温柔,却藏着无尽的疲惫。
我曾问他,后悔放下外出做工的念想吗?他咳了半晌,咳得脸都红了,才缓缓道;“伢娘生我一场,总不能看着他们冇人管。”语气里没有怨,只有一种无奈。
他不是不想闯,只是血脉亲情像一根无形的藤,缠在他本就孱弱的肺上,勒得他生疼,让他迈不开脚步。他的儿子来看他,坐不了半小时便走,话里话外满是疏离。他也只是望着儿子的背影,往对方车里塞了袋刚晒好的笋干,什么也没说。他的苦,他的怨,都咽进了肚子里,烂在了心里。
可他待我的好,从来没变过。我离开东莞那日,他执意送我到车站。肺病让他爬楼梯都费劲得很,每爬一步,都要喘上半天,却硬是拎着一大袋映山红干和笋干,喘着气塞进我的行李箱。“山里摘噶,晒干哒咯,你在外地也呷下味。”他站在车窗外,冲我挥手,阳光晃得我看不清他的脸,只听见他带着咳喘的叮嘱:“好生照顾自己,记得回电话。”那声音,越来越小,越来越远。
车开远了,我回头望,他还站在原地,在那片钢筋水泥的森林里,渺小得像粒尘埃。东莞的车流声嘈杂、刺耳,淹没了他的咳嗽,也淹没了他没说出口的渴望。他本该是山里那个自在刨笋的人,却被现实困在这冰冷的城里,守着老人,守着旁人眼里的“冇得名堂”,把所有的温柔与偏爱,都一股脑地给了我。
如今,我行李箱里总备着他晒的映山红干,嚼起来还是当年的酸甜。我晓得,那是二伯用他的无奈与选择,酿出来的甜和疼爱。命运激怒了二伯,也使二伯一辈子和命运斗争。我总盼着,有一日能接他回山里,再陪他挖一次笋,再与他摘一次映山红。告诉他,他从来都不是谁的累赘,他是我心里最珍贵、最温柔的人。可我也知道,这盼头,或许终究只是个盼头。
二伯嗄,这世界的风可比山里猛多了哩!那个在山里伴我摘花的人,什么时候再回来哩?明天?也许永远不再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