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人之道：不泥旧例，不悖常理（上）

罗 峰

一代奇才险被“就地正法”

湖南醴陵的渌江书院，有一组栩栩如生的彩色蜡像，生动再现25岁书院山长与两江总督陶澍在行馆秉烛夜谈的情景；长沙潇湘大道旁的一组雕塑，则刻画37岁在籍举人与卸任云贵总督林则徐在湘江边的小船上纵论天下大势的佳话。两幅图景再现的史实，是两位重臣于草野之中同识一位英才，即64岁带棺出征的陕甘总督左宗棠。

这位自号“湘上农人”的奇才，深受湖湘文化熏陶，倡行“拙诚”精神，但三试秀才不第。他转而潜心研究实学，漫长的蛰伏期甘坐冷板凳，把自己打造成“军政科学院”：伏案夜读奏折、公文、地图、军事档案，绘制《广区田图说》《皇舆图》、试验“密植增产”科学种田法、撰写《朴存阁农书》、完成《料敌》《定策》《海屯》《器械》《善后》等多篇兵书。故他声名传扬于外，湖南省内外重臣、封疆大吏、京城高官争相举荐。然而，巡抚“师爷”当众怒斥朝廷二品总兵“王八蛋，滚出去！”引发“樊燮案”。左宗棠随即被弹劾为“天下第一劣幕”。“左某如果有不法情事，即行就地正法”。大理寺少卿、江苏人潘祖荫“与左宗棠素无认识”，其《奏保举人左宗棠人材可用疏》写下极具震撼力的语言：“是则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即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也”，救了命悬一线的他。

从17岁立志到48岁，三十余年间，左宗棠经历了很多次人生低谷。40岁时，他入湖南巡抚幕府担任幕僚；47岁时，险些被斩首。正因为厚积薄发，他才得以一鸣惊人：48岁正式“上岸”，任四品京堂候补，襄办军务，50岁任浙江巡抚，51岁任闽浙总督，66岁收复新疆，一路开挂。左宗棠的人生际遇充满传奇色彩，咸丰帝密谕而大难不死，大器晚成而非大器免成，被慧眼识才者在“不泥旧例，不悖常理”的用人之道中识别并举荐。这体现中国传统政治中“为国举贤”的理念，为后世留下了人才关乎国运的历史启示。

人才兴衰关乎国运

纵览古今中外，历史的演进并非总是按部就班、平铺直叙，人才关乎一个国家与民族的兴衰成败。一个国家与民族兴盛时，都是人才汇聚、群星璀璨、众星捧月的时期。如今国际秩序大调整、大分化、大变革，世界充满不确定性，中国穿越“历史三峡”，跨过“卡丁夫峡谷”，加快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纲要的贯彻落实，决定了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需要人才。犹如大飞机的“起飞阶段”，离开地面骤然腾空的过程需要足够的牵引力来克服地心引力的限制，这需要极大的瞬时加速度。当前国家治理所面临问题的复杂程度、解决问题的艰巨程度前所未有，不确定因素错综复杂，人民群众对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普遍抱有较高的期望和要求。在国家利益持续外溢、遍及世界的情势下，统筹运用好党内外、国内外、体制内外人才资源的力度有待加大，选好用好各级各个“头雁”尤为重要。显然，聚天下英才而用之，选贤任能成国之重器，既是当务之急，更是千秋大计。

选人用人自古便是中国传统吏治的关键内容，我国古代设置的职、品、阶，共同构成文官的职务级别制度，形成了“官吏分途”的干部路径，科举选拔的“官”从县及以上进行高起点重点培养，未经科举的“吏”的职业生涯限定于县内。纵观历史上选拔人才的制度，识才选才有察举、举荐、自荐、科举四种方式。夏商周春秋时期所盛行的世卿世禄制，战国以及秦朝时期实行军功爵制，两汉时期实行察举制和征辟制，魏晋南北朝时期盛行九品中正制，从隋朝开始一直到清朝盛行科举制。马克斯·韦伯认为，科举制以教育资格而不是出身或世袭的等级来授予官职，对中国的行政和文化都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但这种“前现代官僚制”根深蒂固，也存在明显缺陷。这些选拔人才的制度到了朝代的中后期积弊丛生，随着朝代更替名存实亡。

这些制度几经演变，留下一条朴素真理，如东汉学者王符论道，“治世不得真贤，譬犹治疾不得真药也”。回首中国历代王朝鼎革变迁，人才往往是第一位的因素。用人之要在于选贤任能、各得其所。汉武帝在求贤诏书中，称“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西汉司马相如谏言：“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东晋学者葛洪在总结汉代用人经验时曰，“锐锋产乎钝石，明火炽乎暗木，贵珠出乎贱蚌，美玉出乎丑璞。”出身低微的卫青、霍去病被超擢任用也是如此。唐太宗以海纳百川之心求天下人才，不论亲疏，不问出身，不计资历，皆敏于识别任用，“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开辟“贞观之治”，奠基“盛唐气象”。晚清重臣曾国藩求才“如白圭之治生,如鹰隼之击物,不得不休”。

人才是最宝贵、最独特的资源。人才大致可分三类：天才无中生有，良才化劣为优，常才成事于俱备。天才浑然天成，良才大器晚成，常才急于求成。天才良才因其先天禀赋高，往往可遇不可求。因此，识才和选才尤为重要。人才不经识选，是最大的误区。人才都有其先天禀赋，后天历练也非常重要。非有先天禀赋与后天历练，天才良才难成。人才必有志向、有识见、有担当，多在“事上磨练”，经历过一些难事、急事、复杂的事，在实践中摔打精进。人才百折不挠，耐得住孤寂，其能力和见识有时又是在“萧闲寂寞中练习出来”，在挫折与困顿中学思践悟，“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而能“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进而“龙场悟道”。禀赋高、历练苦、思悟深，往往令其一通百通，可堪重任。

天才良才如同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真正有作为的人才，多高见远识、个性鲜明、刚正不阿，常常难被普遍认知与接受。近代海军创始人彭玉麟先后六次辞官，但在中法战争爆发时，70高龄的“退省庵主人”在第七次却主动请缨“要官”，临危受命，令所部老将冯子材率18营与法军决战，镇南关、谅山一战挫败法军，取得近代史上难得的外战胜利。天才良才如沙中真金，非伯乐无以淘捡。战国时荀子主张“贤能不待次而举”，任用贤能不能完全论资排辈。如果没有被多位重臣举荐拔擢，情商低、脾气倔、不合群的“农村知识青年”左宗棠，大抵是以湘阴县柳庄村一老农终其一生。

人才如器皿，天才大用，良才重用，常才常用。用对一人，功成名就，保全增进国家权益；用错一人，功败垂成，严重损害国家利益。同样是清政府的“高级领导干部”“钦差大臣”，崇厚与沙俄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割地赔款；曾纪泽却使俄改订条约，折衷尊俎，“探虎口而索已投之食”，收回伊犁。

（作者单位：市社科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