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孩盼过年

彭建明

“小孩盼过年，大人盼插田。”

每逢岁末，我总会想起母亲生前常念叨的这句顺口溜。大人为何盼插田？年幼的我无法理解，我只懂得乡下小孩盼过年的由头：一是过年有新衣服穿，二是父母会给压岁钱。

那时候，添置新衣是件隆重的大事。每到年关前两个月，清水江老街（现船湾镇）附近的裁缝们便忙得不可开交。我家习惯请文山村挂咀组的林师傅和徒弟聂碧媛。若是活计少，母亲便送料子进村；若是全家都做，就请她们上门“坐堂”。

每当此时，我便领了一项“苦差”——去上一家把缝纫机和工具箱担回来。我力气小，担着沉重的“铁家伙”走在乡间小路上，深一脚浅一脚。担久了直不起腰，走起路来丑态百出，惹得路人发笑。尽管“出洋相”又累人，我心里却是美滋滋的，因为那一担挑回的是全家人的新衣梦。

裁缝师傅进门，家里便有了节日的氛围。林师傅是下放知青，口直心快，遇见来人总能谈笑风生；徒弟碧媛姑则内向沉静，极守规矩。我们南乡人讲究礼数，师徒上门，徒弟必得比师傅先吃完。我总是细心观察，碧媛姑吃饭果真极快，且夹菜利索，筷子绝不伸到别人面前，极显文雅。

那时裁缝师傅流行吃“五餐”：早中晚三顿正餐，上午十点和下午三点还要吃点心——或是一碗面条，或是包子粑粑。我也跟着沾了光，每餐有肉，不用上学。即便我贪玩晚归，母亲碍着师傅在场，也多半不忍责备。那是童年里最无忧无虑、最开心的日子。

林师傅师徒不仅手艺精，品格更令人感佩。一九八四年，母亲病故，家里欠了工钱，林师傅宽宏大量，从未提起。直到多年后我听闻此事，才补齐了三百元作为补偿。她们做事不分贫富，赶工时连轴转，做完衣服若人家当年底付不起工钱，也一一包容。那种敬业与淳朴，在我的童年留下了深刻记忆。

至于压岁钱，则是除夕夜雷打不动的期盼。

记忆里的除夕总是忙碌而喜悦的。1979年的除夕尤为特殊，我家在清水江老街建了新房，全家转为了城镇户口，父亲落实政策调回泗汾工作，真是喜事连连。母亲最是讲究吉利，在大门口请人写下“三湘四水皆春色，五岳九州尽朝晖”的红联。斫肉买鱼，磨粉打豆腐，满屋子都是热腾腾的年味。

夜幕降临，全家围坐在火缸边守岁。那时候没电视，也没春晚，守岁是漫长的，我不到十一点就打起瞌睡。姐姐桂华逗我：“明乃，爸妈准备了五角钱压岁钱呢！”这话比灵丹妙药还管用，我瞬间睡意全无，赶紧打热水洗脚，暖流涌遍全身，只等午夜钟声。

好不容易熬到十二点，母亲从棉袄里摸出一沓花花绿绿的角票，竟全是崭新的！虽然最后分到手的是三角钱，并非姐姐传闻的五角，但在那个年代，这已足够我在小伙伴面前炫耀许久。我郑重地接过新票子，反复端详摩擦，小心翼翼地藏在枕头内侧，枕着那份满足入眠。

光阴荏苒，如今我已进入花甲之年，做了外公。现在过年，女儿会买回成百上千的成衣，再不必请裁缝上门，压岁钱也翻了千百倍。可每当爆竹声响，我总会想起清水江畔那台嘎吱作响的缝纫机，想起林师傅师徒忙碌的身影，以及母亲那叠崭新的角票。

那些儿时盼过年的温暖记忆，早已刻进骨子里，成了我心中永不消逝的年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