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 旺
二十多年前,我新婚不久,夫人第一次随我回醴陵老家过年。
按照家乡习俗,父亲三兄弟分早、中、晚三顿轮流做年饭。餐桌上,肥腴的红烧回锅肉、鲜美的蒸草鱼、金黄的焖土鸡,还有霸气十足的猪肘子,琳琅满目。然而,在一片浓油赤酱中,唯独那两碗白净的炖萝卜,显得格外素简,甚至有些格格不入。不仅自家如此,初一到初八在母亲的七姊妹家吃“春饭”,每家席上虽大鱼大肉做法各异,但那两碗炖萝卜,却像是某种约定俗成的“标配”,始终守在餐桌一角。
那时的我,是对肉有着极致渴望的。平日里难得吃上几回小炒肉,唯有年三十这块油润透亮的红烧回锅肉,能解一年的馋。我一见这肉便双眼放光,迫不及待夹起一块,一口咬下去,油脂在舌尖爆开,那份浓郁的肉香直抵天灵盖,叫人连呼过瘾。
夫人却是个讲究身材管理的,对大鱼大肉并无兴趣。直到正月十五元宵节,餐桌上依旧是满目荤腥衬着两碗白萝卜。她终于忍不住,碍于长辈在场,只得凑到我耳边轻声嘟囔:“怎么每家过年都吃炖萝卜?难道咱们这儿没别的蔬菜了吗?”
我看着她碗里那块清汤寡水的萝卜,哭笑不得:“放着大块肉不吃,你盯着萝卜做什么?”
不料,坐在一旁的伯父耳朵尖,听了个真切。他微笑着放下筷子,解释道:“孩子,咱们这小乡村以前底子薄,只有过年才舍得杀猪,做一碗正儿八经的大块肉。”
夫人出身家境尚可,从小没缺过肉食,眼神里透着一丝时代的隔阂与诧异。
伯父啜了一口自家酿的烈性谷酒,面色微醺,兴致也上来了:“这回锅肉,要先在大锅里煮到筷子能轻易扎透才能出锅改刀。为了不浪费那锅肉汤,便把白萝卜切大块丢进去同煮。萝卜吸饱了肉的鲜味,越炖越香,既省了柴火,又添了菜。这就是咱醴陵人的‘有钱没钱,萝卜过年’。”
一旁的叔叔也感慨地长叹一声:“是啊,那时候是真穷。我记得老母亲常念叨‘萝卜出了地,郎中没生意’,七八十年代过年,她总要炖上一大锅,那是全家人指望吃得最久的一道菜呢。”
夫人低头看着碗里那块晶莹剔透的萝卜,脸腾地红了。而那时的我,仍一心沉浸在大快朵颐的快感中,并未深思这萝卜背后的苦涩与智慧。
后来,我因工作缘故常年奔波在外。在异乡,我尝过川菜的麻辣、粤菜的清淡、鄂菜的醇厚,各地年饭虽丰,却总觉得舌尖上少了点什么。今年春节,那种对家乡味道的渴求愈发强烈,于是,我带上家人,驱车回醴陵去寻那份失落的年味。
今日的醴陵乡村,早已换了新颜。乡亲们或凭着栽种白玉丝瓜致富,或在外打拼攒下家业。昔日难得一见的珍馐,如今已是寻常物。
爆竹声中,年夜饭开席。年逾古稀、满头银发的伯父忙前忙后,整治出一桌硬菜,席间甚至不乏海鲜名品。然而席间最先“光盘”的,竟又是那两碗素简的炖萝卜。大家吃多了腻人的荤腥,反倒对这吸饱了肉香又清爽适口的萝卜青睐有加,甚至连汤拌饭都吃得个精光。
我望着空空的瓷碗,猛然醒悟:这碗萝卜,不正是我心心念念寻找的年味吗?
伯父见我盯着空碗发呆,笑着拍拍我:“别急,锅里还多着呢,我再去盛一碗!”
那一碗素简的炖萝卜,已不再仅仅是一道家常菜。它是岁月沉淀下的乡愁,更是家乡从“求温饱”迈向“享健康”的见证。在这一蔬一饭的变迁中,我们读懂了生活的苦尽甘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