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华山下市上坪: 湘赣褶皱里的家国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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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泰华山下,市上坪一隅

    刘正平

    这是一趟迟到的寻访。

    2022年,县地方志研究室启动了《攸县农业合作化》一书的编纂工作。在那份沉甸甸的编写提纲里,市上坪的“刘长庚互助组”被列为重中之重。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个名字曾是全县乃至全国的一面旗帜。领导在派我去市上坪搜集资料时反复叮嘱:“这是全书的压舱石,你要顺藤摸瓜,把那些沉在岁月河床里的细枝末节、前因后果,都给我挖出来。”

    秘境泰华山

    市上坪偏远。它蜷缩在攸县的东北角,背靠泰华山,与江西萍乡市东桥镇厚田村、醴陵船湾镇新桥村齐汇于此,是真正的“鸡鸣闻三县”之地。

    同治版《攸县志》载:“泰华山,在北乡,县北一百二十里,萍乡、醴陵三邑界,周围十余里。”这寥寥数语,勾勒了它的险远。泰华山是县内名山,老辈人口中常念叨这里有奇景:石笋参天、天螺晒靥、三狮拜佛、四虎纵羊、五马奔槽……几十年间,我走遍了全县的乡镇,唯独遗漏了这个旮旯。此次公干,也算是一偿夙愿。

    从皇图岭沿106国道北上,折入深山,二十余里的盘山路像一条灰色的带子,在丛林峻岭间缠绕。车行许久,视野里皆是苍翠,正当人被颠簸得有些困顿时,眼前豁然开朗——柳暗花明处,市上坪到了。

    前方是一个长长的缓坡,街道宽阔,两侧楼房鳞次栉比。这里曾是规划中的开发区,略显清冷。但顺坡而下,老街的烟火气便扑面而来。恰逢墟日,并不算宽敞的街道被挤得水泄不通。

    街道两旁店铺林立,人声鼎沸,这里聚集着湘赣两省多县的赶集人。耳边是叽叽呱呱的各式方言,乍一听仿佛来到了异域。市上坪人有着惊人的语言天赋,攸县话、醴陵腔、萍乡调随意切换,见人下菜碟,毫无违和感。

    店铺里的货物也透着明显的“边界混血”特征:这边的铺子摆着醴陵的陶瓷、烟花、酱板鸭、炉桥酥;那边的店里则堆满了萍乡的莲盛老酒、擦菜、麻辣鱼、盐果子、斋婆柚和紫红米。这种跨越行政区划的繁盛,让人瞬间明白,为何这里自古便是商贾云集的重镇。

    从“望东”到“市上坪”

    若要读懂七十年前那场轰轰烈烈的合作化运动,必先读懂这块土地的基因。

    市上坪的历史,远比我想象的厚重。已故乡土学者欧家伏先生曾写过一本《望东乡土志》。书中阐述,市上坪古称“望东乡”,文字记载可追溯到明永乐年间。明代举人颜龙渊晚年从江西永新迁居于此,自号“望东居士”;上庠生江陞高肇基附近的大稼田,筑庐“望东邑庄”。清初攸邑举人贺志飏舟过此地,更是留下了“江声流向北,山市面向东。柳岸摇新绿,江花缀小红”的佳句。

    而“市上坪”这个名字的由来,更充满了乡野的豪气与商业的精明。光绪二十一年(1895),地方人士刘锡铭、刘文亮等六人合伙,在西边山坡的大坪里开辟米谷、牲畜、竹木市场。他们签下契约,每年向县衙交牙税银150两。因这块坪地极大,足不出户的乡里人自诩这是“世上第一大坪”,口头上称“世上坪”。后来六位合伙人为体现墟场内涵,在招牌匾额和文书中雅化为“市上坪”,沿袭至今。

    清末民初,凭借水运之利,市上坪迅速崛起。从鹏江桥码头下河,大宗谷米、竹木、篾货、木炭、棉麻、生猪、药材、生姜、辣椒直销醴陵、长沙乃至汉口。

    湘赣两省的商户纷至沓来。鼎盛时期,一块块青石铺设的石块路和一级级花岗岩条石垒砌的台阶,组成了一座拥有“三巷、四槽、五片街”的庞大商埠。酒肆、南货行、茶楼、钱庄、药铺、染铺、布店应有尽有。其中规模最大的,当属江西人聂德钦的“吉泰昌”和陈庆发的“远志堂”商行,他们开了多家分号,涉足多个行业,俨然是当年的商业巨头。

    正是这种见过世面、敢闯敢试的商业传统,孕育了市上坪人敢为人先的性格。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何在20世纪50年代,这里能诞生全国闻名的农业互助典型。

    合作社旧事

    农业合作化运动已是七十年前的旧事了,当年的亲历者若在世,怕是已近期颐之年。

    我在喧嚣的人流中试图寻找当年的亲历者,但时光无情。刘长庚夫妇已归道山,后人亦散落四方。几经辗转,我叩开了84岁老教师陈松祥的家门。陈老清瘦硬朗,依然保持着读书人的儒雅。提起往事,他记忆的闸门缓缓打开。

    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

    1952年,市上坪村老屋组人刘长庚牵头成立互助组;次年2月,他又以惊人的魄力,说服并发动周边大屋场、菖蒲塘、麻城等地的四个互助组,合并成立了攸县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刘长庚农业社。

    这个创举惊动了上层。时任湘潭专区专员的华国锋,曾亲自来到这个深山里的先进社蹲点。1954年,湘潭地区各县区主要负责人会议更是直接开到了刘长庚农业社,华国锋在会上作了《当前形势和今后农业合作社发展的几个问题》的重要报告。可以说,刘长庚的经验,是攸县乃至全省农业合作化的“火种”。

    最传奇的故事,发生在1955年。

    那年春,刘长庚赴京参加全国农业合作化先进代表大会。会议期间,时任铁道兵副司令员的开国少将刘克——这位从市上坪走出去的将军,接见了家乡人。为了支持家乡农业生产,将军大手一挥,赠送给刘长庚农业社一辆解放牌汽车。

    消息传来,全县轰动。然而,现实却给激情泼了一盆冷水。当时的公路只通到皇图岭,剩下二十多里是羊肠小道,汽车根本进不来。无奈之下,这辆代表着工业文明的汽车,被置换成了10匹高大威猛的棕色军马。

    军马进村,那是轰动十里八乡的大新闻。社里立即安排专人喂马,但这成了个技术活——军马娇贵,对饲料挑剔,习惯吃麦麸,社里只好托人去攸县大米厂找米皮糠。

    更麻烦的是肥料。当时早稻正值拔节抽穗,急需壮籽肥。那时没有化肥,聪明的社员们想到了老办法:剥下老房屋墙壁上的土砖。老墙土含有丰富的硝酸钾(火硝),是极好的钾肥。大伙儿把土砖捣成粉末,装在箩筐里,用这10匹军马驮着运送到田边,撒在禾行间。

    然而,北方的马终究适应不了南方的田。田间小道又窄又松软,高大的军马蹄子常常陷入泥泞中拔不出腿,马蹄铁很快就松动、脱落。攸县没有养马的传统,县域内根本找不到会钉马掌的师傅。脱落了蹄铁的马寸步难行,竟成了“只能看不能用”的累赘。

    这段略带黑色幽默的往事,直到1958年才画上句号。东风人民公社成立后,市上坪成为下属生产大队,军马转送给公社。公社特意从河南请来师傅,在皇图岭镇上开设了钉马掌的作坊,又打造了几辆马车,专门沿着醴攸公路(今106国道)运送货物,这批军马才算真正派上了用场。

    血色与荣光

    站在陈松祥老人的屋前回望,泰华山静默无言。这片土地不仅盛产稻米和茶油,更盛产热血。

    翻开革命史册,市上坪的每一寸土地都浸透着鲜血。

    1927年,市上坪成立攸县第十三乡农民协会,成为攸北农民暴动的策源地。马日事变后,白色恐怖笼罩,但无数市上坪子弟毅然参加湘赣红军。

    在这份沉甸甸的名单里,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一段悲壮的历史。

    冯雪山,莲花县赤卫队一排通讯员,被国民党义勇队杀害于攸县柏市鸡公庙;

    汤喜洋,游击队通信员,1927年在柏树下牺牲;

    刘观云,区苏维埃工作人员,1928年在萍乡下埠作战牺牲;

    张友生,红军某部副连长,1931年在江西永新牺牲;

    颜喜七,赤卫队员,1931年在莲花牺牲;

    丁治平,红军某部连长,1935年在长征途中牺牲;

    管关五,湘南游击队联络员,1935年在攸县广寒寨惨遭杀害。

    抗战时期,市上坪的硬骨头依然铮铮作响。1944年衡阳保卫战,热血青年贺福泰、贺福润兄弟,在衡阳谭家山阵地(今祁东县白地市镇)坚守七天七夜,双双阵亡。至今,衡阳抗日将士纪念碑上仍刻有他们的英名。还有刘石荣,那是倒在朝鲜战场上的志愿军战士。

    当然,还有那位赠送汽车的刘克将军(1915—2000)。他原名刘相尧,是市上坪村湖背组人。从武汉大学土木工程系的才子,到延安抗大的学员;从辽沈、平津战役的硝烟,到抗美援朝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他身经百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又亲自规划指挥了黎湛、鹰厦、外福、包兰等多条铁路干线。1961年晋升少将,官至铁道兵团副司令员。但他始终没忘记那个养育他的小山村,那辆没能开进村的解放牌汽车,便是他对故土最深情的眷恋。

    临别时,墟场的人群已逐渐散去。回望市上坪,新楼与旧屋交错,喧嚣与静谧并存。那个“农业合作化旗帜”的时代虽然远去,但那种敢于在这个山褶子里开辟“世上第一大坪”的心气,那种家国相连的深情,依然像泰华山的青松一样,扎根在湘赣边界的风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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