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爱的名义

张 毅

老同学突然发来一张图片。

那是一封五年级学生写给他的感谢信。

笔迹稚拙，一笔一划间透着倔强，跳跃得如同那个年纪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文笔更是烂漫：“从您第一次来我们班上课到今天，是我人生中最开心、最感动的期间。”当然，信中也少不了把“作为”写成“做为”、把“信心”写成“幸心”之类的可爱笔误。

这封不足五百字的短信，我反复咀嚼了五遍。不仅是为了辨认那些潦草的字迹，更是为了去触摸那个长期被忽视的孩子，那颗激动的、虔诚的感恩之心。

孩子稚嫩的笔触，给这个日渐萧索的冬日添了几分暖意。

彼时，我正身在省城参加文代会，读到这般朴实的故事，原本柔软的心仿佛被一杯醇酒温过，泛起层层涟漪。我信手给老同学回了一句：“一个孩子向前走着。他遇到了野草，就成了野草；遇到了鲜花，就成了鲜花。”

这是惠特曼的诗句。老同学回了一个大大的赞，附言道：不愧是作家，信手拈来就是诗。

这夸奖让我汗颜。并非为了在老同学面前“掉书袋”，而是此时此刻，唯有借用诗人的灵性，方能承载我读信时的悸动与眼角的微酸。

我顺势与他分享了一段往事：2015年，我调入市里一所职高。那里的孩子，底子薄，习惯差，但在开学典礼上，面对那一双双依然明亮、纯善的眼睛，作为新教师代表的我，正是引用了惠特曼的这首诗作为致辞的结尾。

老同学说，分享这封信，是想让我沾沾他初为人师的幸福。这让我感动，却也有些许失落。

细算起来，我有过七年教龄。只是多在行政岗，一线教学少，亲手教过的学生屈指可数。我从未收到过感谢信，连那种课桌上传递的小纸条都没有——请假条除外。

虽无书信，却有过深夜的电话。

同样是2015年的冬夜，我最早教过的一名女生突然打来电话。那时她已考入重点高中。电话接通，我正欲摆出师长的姿态关心几句，听筒那边却是一阵死寂，继而是压抑的抽泣，最后演变成崩溃的号啕。

原来，升入高中后，父母对她的管控变本加厉，每天查岗，甚至连买双袜子、买个笔记本都要再三盘问。她在电话那头控诉：“老师，我懂他们的苦心，但我也是个人啊……”

这是一个典型的“以爱之名”的困局。在爱的世界里，人们总习惯打着保护的旗号，无意间刺伤最亲密的人，让爱在生活的鸡毛蒜皮中日渐变味、窒息。

青春期的女孩像只剔透的水晶杯，一碰即碎。我不放心，连夜开车找到她，陪她吃饭，耐心疏导，最后将她送回家。

见到她的父母，我便理解了症结所在：父亲在外打拼，独自扛下风雨，对家人难免过度呵护；母亲全职在家，心无寄托，便将全部焦虑投射在孩子身上。

面对这个并不擅长表达的家庭，我把纪伯伦的《论孩子》读给了他们听。

是啊，多少父母未曾参透：孩子是借你们而来的，你给得了他们爱，却给不了思想；给得了身体，却给不了灵魂。

想到这里，我又将《论孩子》推荐给了老同学。我想借此宽慰他——几个月前，他曾因新单位的人际隔阂向我倾诉，当时记性不佳的我，甚至记不清是用李白的“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还是刘禹锡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去劝解他的。

老同学感叹，他羡慕我。他说自己没读过万卷书，也没行过万里路，只能守着一方讲台，在小小的角落里品读最原汁原味的人间烟火。

这番隔空对话，让我陷入沉思。关于家人，关于教育，关于朋友，关于世界……

我庆幸自己还拥有文学。

生活中的种种困顿，世间一切的谜题，其实早早就藏在了文学的纹理中，静候我们去品读，去发现，去疗愈。

在互道晚安前，我在手机屏幕上敲下一行字发给他：

无论是教育还是文学，都是以爱之名，从爱出发。屏蔽人间的一切不完整，只要真实、真诚，爱便会向我们奔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