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林海

上世纪七十年代，朱亭林区大搞植树造林，“人工林海之乡”誉满神州

李素琼

十月底的湘东，桂香氤氲，在朱亭镇五号山谷里，拉拉渡将我们带去对岸修葺一新的古镇。我在一处老房改造成的“朱亭人工林海展览馆”里停留了好一会，直到一个声音打断了我。

“这位，就是我的父亲，是当时五七林校的老师”，摄影师咏洲指着照片上一位模糊的人影向来访的客人介绍。这句话像一粒石子，在这个安静的展厅里激起无声的涟漪。

在他的讲述里，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朱亭，首先向我涌来的，不是绿色奇迹，而是一片“光秃秃”的山野。在那个木材稀缺到“打个家具都不容易”的年代里，他的父亲，一位在1949年前便参加工作的林业技术人员，带着从北京学来的林学专业，一头扎进了这片荒山。

采风途中，我不停追问，试图在咏洲的口述中拼凑出一个完整的朱亭与林海。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朱亭是人口密集的繁华之地，“一小块地方就住了上万人”，有火车站，有卫校，有工厂，有铁路子弟学校，街道上的铺面都热闹得不得了。那时的火车，还是蒸汽式的，火车每次停靠一两个小时加水，高年级的学生们会淘气地爬上列车，偷拿上面的鸡鸭、苹果，当时还小的咏洲只能远远地在一旁围观。

在咏洲的描述里，那是朱亭最美好的时光，充满了烟火气和勃勃生机。

“你一直都住在朱亭吗？”我问。

“没有，我是三岁的时候过来的。”咏洲说。

咏洲是跟着母亲来林场的，那段林场生活让他记忆犹新。“当时每个人都要领那棵树苗子啊，我家分到了几块山上的苗圃，要栽苗，要挑水。我那时候小，夏天挑水尤其难过，肩膀痛得要死，腰都直不起来。”

那一代人，正是用这样的腰和肩，硬生生地为朱亭撑起了一片绿色的天空。

然而，长岭披绿之时，却是人声渐稀之日。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慢慢的，人就越来越少了。”改革开放的浪潮卷走了工厂与学校，朱亭镇上曾经热闹的门面一一冷清下来。“现在你们来看，它已经不像一个小镇了。”咏洲的话里，有着难以掩饰的落寞。

我们的谈话，便从一场波澜壮阔的造林史中，悄然滑入朱亭的沉寂，以及他个人的选择。

“我没跟你说过吧？我们一家其实都不是朱亭人。”咏洲突然切入，“我父亲是宁乡人，分配过来的，后来把我母亲也接了出来。我生在宁乡，在朱亭的林子里长大的。”

紧接着，他几乎是下意识地，将自己与父亲的人生划开了一道界限：“我其实并不喜欢林学，也从不看他写的那些文章和论文。他那个人太直了——我选了一条跟他完全不同的路。”

咏洲说这话时，我猜想他向别人展示的“咏洲”这个名字或许也是一个笔名，是他为自己选择的身份宣言。他没有继承父亲的锄头和笔头，却用手中的镜头，接续了记录和歌咏株洲的使命。

结束谈话后，我望向窗外延绵的林海。笔直的大树旁边，一些小树苗正在茁壮生长，填补空缺。

回到长沙后，咏洲陆续发来父亲的文字，我翻看那些铅字，一个不同于儿子口中执拗形象的老林工，便缓缓走了出来。

“1964年10月，黄龙公社林场成立，十里长岭，荒草丛生，当时7个大队组织3000多劳动力刨开冰霜，挖山成梯，春雨绵绵，冒雨下苗，夏日炎炎，挑水灌溉，这样苦战十年，昔日荒凉的百里山川，绿色尽染。”

半个世纪前的造林者从字里行间站立起来，一个时代沉默的诗行，也在老林工的笔端复活。

在老林工的回忆录里写到一个细节，令我动容——他说，树是有故乡情结的，一旦远离乡土，就会不适应，难以安家，甚至死亡。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心一震。树尚且如此，人呢？可是这位老林工却把自己的大半生都放在了远离故乡的地方。如果不是这些文字，我甚至都不会知道他的名字——尹瑞生。

他在文章里热烈地歌颂着株洲的市花——红檵木，赞叹它“青春常在，热血满腔，万紫千红，永不褪色”。在老林工看来，它代表着人们的期望，希望“青春之火”常在。现实却是，老林工和他的老伙计们都在凋零，“每年开会就少几个，到现在，就剩几个人了。”而那段由他们亲手创造的“林海”记忆，也随着他们的老去而逐渐飘散。只剩了风过处，松涛阵阵，那是他们的青春余响。

此刻我才真正意识到，朱亭的奇迹，不仅是草木生长的奇迹，更是一代人在半个世纪前，用青春、汗水与生命意志写就的散文诗。他们将最好的年华，化作一棵棵扎根异乡的树，最终汇聚成那一片沉默而伟大的林海。

而他们的故事，也将年复一年，在朱亭古镇五号山谷的展厅中，与那片林海一同，成为无言的功勋。

留予后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