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和父亲共读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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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彭珍云

    父母的卧室,换了好几拨床品家具,唯独那个老式的书桌却一直摆在倚墙的位置,稳如泰山。

    深红老漆的书桌,桌面斑驳,朝外的一边做了波浪状造型漆成黑黑的,厚重的桌面显得拙朴笨重。书桌的一端并列有四个抽屉,下层的三个抽屉放了父亲的卷尺、锤子之类的小体积的工具。那些年,最上层的那个抽屉是上锁了的。父亲把自认为贵重的东西全部锁在最上层的抽屉里。

    我常常会趁父亲不注意的时候,偷了父亲的钥匙打开抽屉,不会偷拿零钱,只为那本书。那是我在贫瘠年代里为数不多的启蒙读物之一。

    我这奇葩的启蒙读物,其实是父亲的工具书——《农村实用手册》。父亲常常会在闲暇的时候拿出这本书来看,我那时候年纪尚小,刚上小学二三年级,识不得很多字,趴在父亲背上,看到书内的插画,也是喜欢得不得了。有时候父亲正看着书,我则坐在父亲对面,一目十行地跟着看得津津有味。我更小的时候跟着外公看《薛刚反唐》《薛仁贵征东》,也是这样囫囵吞枣地看过来的。父亲看完以后总会把书锁在书桌的带锁的抽屉里。

    这本书是1983年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的农村文化普及读物,厚厚的一本,有近700页,枣红色的封面,封面插图是由三幅简笔画组成,质朴清新。里面都是一些农民群众应该知道的文化知识,其中许多很有实用性,比如“五讲”“四美”,包括农村婚丧嫁娶文明新风、生养教育好孩子、法律顾问等,还有养母猪、治疗害虫、维修拖拉机、骨折治疗、修防空洞、计算粮囤、测算(估算)生猪和耕牛体重方法等,还有服装裁剪和毛衣编织等,真的是包罗万象,无所不能。

    父亲少年时聪慧好学,但是由于家境贫困,上初中时在攸县一中走读了一周,家里给不出那几块钱的学费,他只好返回家里跟了自己舅舅学手艺。父亲学了泥瓦工,后来也成了攸县第三建筑公司的一名质检员,还考了证,他是为数不多能看懂图纸的师傅之一。父亲年轻时跟着邻组的师傅学了一段时间中医,略懂药理。那时,谁家孩子有个头痛脑热,或者感冒咳嗽,就医不那么方便,他们会想到父亲,心急如焚的家长来到我家,描述一番后,父亲则对着症状,翻找到手册中的方子,工整地写好药方,交到求助者手中。也还巧了,每次都能药到病除,如此几次,这种药方还会被有心的药店老板收藏好,偶遇症状相同的,就拿出来用,屡试不爽。

    东家媳妇要编个盘扣,父亲照着书能够盘个漂亮的盘扣;西家婆婆织毛衣要一个新的元宝针花样,不知道起针了,也到家里来,父亲也总能让她们满意而归。父亲还在手册中自学了农副业生产知识,科学施肥、科学增产,我们家的粮食收成总是比别人家的好一些。

    放假的时候,我早早地把作业写完,没有其他的事情可以打发时光,我则想到了那本近350页的手册。我从最开始的插图看起,农作物的害虫一整版一整版的,占了几大页。一页有十二幅插画,一幅插画里面有两个图案,左为成虫,右为幼虫。从这本书上,我识得小时候捉的“油巴虫”,用细长的绳子拴了它细长的腿,绳子的一端抓在手里逗小孩子玩,任它在绳的另一头飞舞嗡叫,它学名为金龟甲。我还识得玉米螟、斜纹夜蛾、蚕豆象、棉红蜘蛛等等。

    我在这里了解到了“五讲”“四美”。爱国爱家爱集体、尊敬老人、友爱互助、行为端正、不贪小便宜,这些影响了我后来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我在手册上看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有关上诉、刑事责任年龄的界定,也让我敬畏法律。看到后面的棒针编织,有图解,有各种时兴花样。双罗纹边起针法、单螺纹针起针法,怎样加针收针。我看得来劲,后来干脆拿了姑妈的棒针和旧毛线,跟着书本,一针一针地织了起来。还别说,真还织出了个漂亮的笔袋,用了一两个学期,引来同学们羡慕的目光。

    现代社会,科技发达,获取信息的途径多样、快捷,看纸质书的人越来越少了。早一向(株洲方言口语化表达),老父亲因为挑重担起身的时候忽然感觉不适,躺在家里一周未见症状减轻,后到医院拍片,确认为脊椎压缩性骨折,医院建议住几天院再回家卧床恢复。出院的那天,仅仅带了一些止痛片,医生说止痛片其实就是麻醉类药品,不要多吃,怕有依赖性。要强的父亲听说是麻醉类药品,硬是一颗都没吃。回家后,在旧书桌的抽屉里找出了手册,那本已经卷了封面的《农村实用手册》,给自己开了副中药。

    一本工具书,一本好书,也是最能将知识转化为效用的一本书。我因为这本启蒙读物,养成了后来喜欢阅读摘抄的习惯。生活中遇到了困难,从来不会去后悔去抱怨,而是去找解决的方法。

    那一天,在和煦的阳光下,父亲和我,再次共读了那本书。还是那样的位置,父亲坐在小板凳上,他正面看书,我蹲在他对面看书。不同的是,他戴上了老花镜,而现在的我已经能够认全《农村实用手册》里面所有的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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