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冰棒

尹建英

“处暑无三日，新凉直万金。”虽时至处暑，却没有等来秋雨的浸润，各地的“炙烤模式”仍然在即。趁着“年假+暑假”的档期，卸下书包的孩子与放下工作的我们终于拉开了以陪伴为主题、以探索为脚本的旅行的序幕——世界那么大，总要去看看山的顶峰，湖的彼岸；瞧瞧大漠孤烟，长河落日；听听青瓦白墙说的情话，时光留声机里的年华。

然而，持续近四十摄氏度的高温，让我们的度假计划变得有些“狼狈”。酷暑难当，我们只能趁着清晨或夜色初上，才敢“全副武装”地出门，把纸上的攻略一步步变成走过的路、看过的景。在旅途中，有一道风景尤为特别：在游客如织的队伍中，一位小贩推着自行车，叫卖着“老冰棒”。那质朴的叫卖声仿佛能穿透时光，瞬间将我拉回了那个清凉又甜蜜的童年夏天。

童年几乎是没有零食的，特别是夏天。

某个夏日的午后，酷热难耐，即便不停地摇着蒲扇，也驱不散半分暑气。就在这时，马路上突然传来一阵断断续续的叫卖声：“卖冰棒喽，卖冰棒……”那一瞬间，我仿佛能感觉到村里无数双眼睛，都随着那辆时远时近的单车而起起落落。

从镇上到我们村，有八里路远，乡下孩子口袋里没什么钱，卖冰棒的师傅并不常来。他总是骑着一辆半旧的“永久牌”自行车，后座上绑着一个大大的白色泡沫箱。箱子顶上挖了个碗口大的洞，用一块厚厚的棉布盖子塞得严严实实。每次他来，都要到下午了。

师傅还没进村，清脆的单车铃声就和叫卖声混在一起，隔老远便能听见。他总是在村中心小学的门口停下——那里有栋两层的泥巴教学楼，人口最集中。他会把车停在木制楼梯的转角处，那儿刚好有个一米来高的小平台，既可以坐人，又能稳稳地放好他的冰棒箱。不一会儿，箱子周围就围满了一群大大小小的孩子。大家眼巴巴地看着师傅像变戏法似的从箱子里拿出一根根还冒着冷气的冰棒，光是那股凉气，就足以让我们这些馋嘴的孩子猛吸几口，心里仿佛得到了极大的慰问。

有些孩子实在忍不住诱惑，转身跑回家去，一场围绕着冰棒的“家庭博弈”就此上演。幸运的孩子，能用撒娇和央求换来父母的“恩准”，攥着皱巴巴的毛票，兴高采烈地跑回来换一根冰棒——那时候，一根冰棒不过两毛钱。但更多的时候，我们的渴望只能在父母的辛劳面前败下阵来。在我的记忆里，我和哥哥从不敢理直气壮地向妈妈讨要什么，我们早已习惯了懂事，甚至忘了自己也只是个会嘴馋的孩子。

为了实现“冰棒自由”，卖冰棒师傅的到来，竟激发了我们这群“小屁孩”前所未有的“商业头脑”。去哪儿挣钱呢？村里的忠能叔收废品，一个稍大点的孩子提议：“我们去捡破烂卖钱，不就有钱买冰棒了吗？”这个提议立刻得到了所有人的拥护，大家的执行力空前高涨。

从那以后，只要一放学，我们十来个年龄相仿的孩子便散布在村里村外、屋前屋后，到处搜寻着塑料瓶、破胶鞋底、旧牙膏皮……见到“垃圾”便如获至宝。现在回想起来，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我们竟无意间引领了村里“垃圾分类”的时尚。废品按种类计价，有的五分一斤，有的两分一斤。每次凑够一小堆，我们就迫不及待地拎去卖掉。忠能叔总是眯着眼，半开玩笑地叮嘱我们：“可不许拿家里有用的东西来卖啊，小心你们爸妈打断你们的腿！”

可别小看这几分钱，在当时我们眼里，这已是一笔不小的财富，足以实现我们“天大”的愿望。

傍晚时分，夕阳的余晖洒满村庄，围在泡沫箱旁的小伙伴们依旧没有散去的意思，大家都在等待着一天中的“最后疯狂”。尽管泡沫箱的保温措施做得再好，也难抵三十几度的高温。到了傍晚，箱子里的冰棒开始慢慢融化，老板不得不降价处理。终于，在最后一抹夕阳即将消失时，冰棒师傅“忍痛割爱”，开始了“清仓大甩卖”——五分钱一根！这才是整个下午最激动人心的销售高峰。

我们小心翼翼地从师傅手中接过冰棒。此时，白色的包装纸已经湿漉漉地贴在冰棒上，棱角也变得圆润。我们先是贪婪地吮吸包装纸上的冰水，然后才舍得撕开。冰棒舍不得大口咬，而是含在嘴里吸一口，再拿出来，看看哪里化得最快，就再嘬一口，还常常高高举起，生怕融化的冰水滴落在地。我们满心欢喜地享用着自己的“战利品”，嘲笑着谁吃得最快，而最骄傲的，莫过于自己的那根冰棒能吃上最久。那股清甜的奶味，给我们幼小的心灵带来了难以言喻的满足。

长大后，冰淇淋的种类日新月异，五花八门。老冰棒依然在冰柜的某个角落里，安静地占着一席之地。只是，无论吃多少次，我们都再也找不回当年那份简单的挚爱，那份对清凉的渴望，以及那份源自内心的、纯粹的悸动。

关于冰棒的记忆，就这样被我悄悄封存在心底。直到旅途中那一声熟悉的叫卖，才恍然将它唤醒，也唤醒了我对那个纯真年代的无尽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