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山深处 沐春晖

关中月

父亲、舅父、伯父，是我上一辈的至亲中，最难以忘怀的三个男人。他们与我，一个是朝夕相处却“敬而远之”，一个是若即若离却“举首戴目”，一个是日东月西却“暮云春树”。

三个人，三种人生。父亲“力微任重久神疲，再竭衰庸定不支”，七十不到就撒手人寰。舅父“质傲清霜色，香含秋露华”，“白寿”之年驾鹤西游。伯父“天涯朝暮盼归舟，总憾此身如倦鸟”，怎料客死他乡，享年八十又九。

时至父亲节，回忆起三人的点点滴滴，我除了怀念，就是感恩。

难舍难忘是父亲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是郁闷的，艰辛的，偶尔是欢悦的。

我的祖上几乎不识字，吃了不少苦头。祖父曾说，“即使卖山卖田，也要供崽女上学。”父亲生于1928年，比伯父小8岁。伯父7岁时，祖父真的卖了一块祖山，将他送进学堂。父亲跟随着伯父的足迹，先后在中村一峰书院（小学堂）、龙江学院（宁冈县立初级中学）求学。

新中国成立之初，父亲被招为酃县水口乡（今炎陵县水口镇）的财粮专干，为新成立的基层人民政权筹钱筹粮。他起早摸黑，尽职尽责。哪承想，只干了几个月，我奶奶就卧床不起。当时，爷爷年老，姑妈已嫁，伯父失踪，父亲只得放弃工作，回家照顾奶奶。从此，他的人生轨迹“拐了个弯”。

后来，父亲只是大队、生产队的会计。但他对工分统计、工钱核算驾轻就熟，对三提留、五统筹了如指掌。他有一本厚厚的记事本，家里、集体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他会一一记下来。他整天闷头做事，不苟言笑，大概是对自己放弃“公干”的做法不能释怀。

人民公社时期，实行“队为基础，三级所有”的管理体制。社员无一例外地要参加集体劳动，出一天工计一天工分。水稻、红薯、花生等收获后，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余的按人头分配到户。年底结算时，人口较多的家庭，扣除平时所得，常常“倒欠”集体的。

那些年，父亲身强力壮，是生产队的主劳力。他吃得苦，霸得蛮。伐木、烧窑，扛坑木、种茯苓，犁田、耙田，撒石灰、打农药，无论是上山、下田，不管是脏活、累活，他都抢着去、争着干。但即使这样，仍难保一家八口的温饱。

就说烧窑吧。那是农村最苦最累的活儿。窑是石灰窑，建于大山深处。夏天，他与队里的六七个壮汉一起，穿草鞋上山，用柴刀和斧头砍下马尾松，用钢钎和铁锤砸开石灰岩，然后肩扛手抬，将木柴和石块运至窑边。冬天，装窑、点火，连续烧三天三夜。草棚、野灶就是他们睡觉、煮饭的地方。

在家里，父亲也专拣力气活。春天维修农具，夏天剁柴劈柴，秋天晒谷砻米，冬天刨红薯丝，每天忙不停。他有石膏点豆腐的独门秘诀，做出的豆腐嫩生生、香喷喷。每年春节前，他都会磨几“桌”豆腐。他有治疗黄疸性肝炎的土方。听闻邻里患了此病，他就上山挖来几种树根，免费送上门。

父亲参与过东江水库的建设。东江水库于1958年开工，总库容91.5亿立方米，集发电、防洪、航运、取水等功能于一体。当时，酃县（今炎陵县）属郴县专署，有援建任务。父亲接到通知后，欣然带上行李，与他人汇合后赶赴施工现场。挖土、运土、清基、筑坝……一干就是10个月。

父亲对读书人有种天然的好感。他尽自己所能，送一个个子女上学。在那个年代，我大哥、大姐都高中毕业，实属不易。我考入酃县一中时，他乐呵呵地送我去报到。我考入湘潭地区农校学习时，他经常给我写信，反复说“家里一切都好，不用挂念，听老师的话，安心学习”。

我参加工作后，他眉头越发舒展开来。在他看来，家里终于有人“端上了铁饭碗”，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后来，我弟弟、侄子先后考上大学、中专，父亲一次次喜上眉梢。有人关心地问起情况，他却说：“见笑了，就是去读个书。”

可敬可亲是舅父

在我的印象里，舅父是一个很自强、很自律、很自然的人。

母亲只有一个亲哥，我只有一个亲舅。客家人大都喊舅父为“舅爷（音ya）”。这比其他的称呼要亲切许多。舅父是个文化人。他上世纪50年代即参加了工作，一开始在县信用社上班，之后调整为县农行。他长期待在乡镇站、所，整天与乡里乡亲打交道，帮他们解决贷款难题。

舅父有一颗永远向上的心。上班伊始，他对银行业务并不熟练，于是努力地向同事学、向书本学，工作渐入佳境。他的算盘打得又快又准，他做的账目井井有条，他写的字工工整整。他讷言敏行，藏秀于心。对领导交办的事，他全力以赴，马上就办。对同事求助的事，他尽己所能，不求回报。

舅父的字我曾经当成字帖。读中专时，我给他写信请安，很快就收到了他的回信。他那溢于言表的关心，让我觉得无比温馨。他的钢笔字写得十分飘逸，令我惊叹不已。此后几年，我都将这封书信当作字帖，揣摩着、临摹着。后来，我的字好看多了。

舅父的生活习惯很健康。舅父不喝酒、不抽烟、不打牌，不说人短、不思人过、不念人恶。下了班就直接回家，做做饭、看看书、散散步。前些年，我去看他，他喊来众子女陪我吃饭。他知道我喝酒，就要长子陪我小酌。见我抽烟，他皱了皱眉，语重心长地对我说：“烟要戒，酒要减。”

舅父长我母亲一岁，打小就很爱护她。母亲从中村嫁到水口后，两家走动频繁。每年正月初二，我会跟着父亲或母亲，去给外婆以及舅父舅母等拜年。两地相距七八里，有时走到一半就觉得累了，但一想到能马上见到和蔼可亲的舅父，就又动力十足，快步向前。

每次去到舅父家，舅父都会主动嘘寒问暖，并倾其所有，把好吃的零食、好看的书籍、好玩的物什等，统统拿出来，任我吃、任我翻、任我玩，那感觉比在自己家里还爽。舅父说话轻声细语，委婉而中肯，让人觉得如坐春风。

舅父处世落落大方。在单位，他德高望重，却尊重领导，团结同事，从不摆架子、摆老资格。在家里，他很民主，不武断，凡遇大事，总是主动听取家人们的意见建议，再做决策。路上遇到同学、同乡、同事，他总是第一个打招呼，善气迎人，以礼相待，赢得了好口碑。

可悲可叹的伯父

在我的脑海里，伯父是个故土难离之人，是个随遇而安之人，也是个大爱无声之人。

伯父生于1920年，宁冈县立初级中学毕业后，又到（江西）省立南昌乡村师范学校深造。1940年起，担任同保乡中心国民学校教员及会计。1949年暑假的一天，伯父徒步去宁冈“挑盐”，途中遭遇国民党军队，被抓为挑夫。此后20多年，“生死两茫茫”。

小时候，我从来就不知道世上还有个伯父。据说，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伯父曾写过一封信寄回老家，被人截留，后来不翼而飞。信中所写旁人不得而知。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1989年夏，伯父辗转回到阔别40年的老家。满头白发的他一进院子，就大声呼喊“阿爸”、“阿妈”，却无人应答。父亲说：“两老已离世30多年了。”伯父捶胸顿足、痛哭流涕。

此后几年，伯父还回来过两次，其中一次还带着伯母。三次回乡，耗尽了他半生的积蓄，但他高兴。每次回来，他都会通知我的几个堂姑姑、表兄妹等。骨肉团圆，好不喜庆。他兴致盎然地走村串户，大声地与当年的熟人打招呼，一口家乡的客家话。

伯父有一个姐姐、一个弟弟，三人风雨同舟，亲密无间。我见到的伯父年近古稀，却身板硬朗，精神矍铄，说话声音洪亮，走路昂首阔步。据父亲回忆，年少时，伯父就长得高大魁梧、潇洒英俊，且心灵手巧，几乎“学什么会什么”，又性格开朗，喜欢交朋结友，家里经常“高朋满座”。

听伯父说，他在同保乡中心国民学校担任教员时，我父亲经常跟着他到学校玩耍，并相中了他的一个女学生，那就是我母亲。据说，母亲小时候长得清秀俊美，又十分乖巧，很讨人喜欢。后来，我父母结婚，就是伯父保的媒。

流落到台湾后，伯父在高雄居住下来，租田耕种，自食其力。多年后，娶了一个离过婚的蔡姓女子。两口子夫唱妇随，陆续生下三女一子。伯父虽说劫后余生，备尝艰辛，却并未偶影独游，孤老终生。

“救急不救穷，帮困不帮懒。”伯父当年在老家时就乐善好施，“是亲必顾，是邻必护”。乡邻有困难，他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从微薄的薪资中拿出一部分送上门。朋友有事相求，他二话不说就解囊相助。对他当年的善举，至今还有一些老人的后代津津乐道。

三次回老家时，伯父都会兑换若干人民币，捆在腰间，漂洋过海。凡来看他者，他都发个三五百元的小红包，从不让人空手而归。我父亲对他的这一做法颇有微词，他却说：“乡里乡亲，要一视同仁，不能厚此薄彼。”

听说村里有个七岁的小孩患有先天性心脏病，走急了嘴唇都是紫的，亟待去长沙做手术，不然就会错过最佳治疗时机，但动手术，需要大几万块钱，家里负担不起。伯父思索片刻后，就说手术费用由他来解决。他从腰间掏出一大把钱，果断地交给小孩的家人。术后，这个小孩身体恢复如常人。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我想，一代代人终将一代代老去，却总有一代人正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