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战高考

黄三平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在攸县二中度过六年中学时光。二中坐落在县北的金盆岭，绿树成荫中隐现着一排排平房校舍，以主干道为界，东边是初中部，西边是高中部。二中的特色是树多，香樟树油茶树郁郁青青，夹竹桃木芙蓉灼灼其华，校园里还有几株本地少见的铁树。铁树长在老办公楼前，树干强健粗壮，羽叶光亮硬铮。据说某年铁树开了花，当年学校的高考成绩大放异彩，惊艳全县。后来学校大兴土木，建了新的办公楼、教学楼和宿舍楼，建楼的时候移动了铁树，传说那几株铁树是学校的吉祥物，移动铁树于风水不利，这应当是牵强附会之言，不过此后几年学校的高考成绩的确走了下坡路。

1989年秋天，高三前夕，我们搬进了新教学楼，开始高考前的厉兵秣马。当年有两个文科班和数个理科班，每个班的教室都坐得满满的，除了我们这些应届生，还有很多复读生插班进来。那时高考是农村孩子最重要的出路，但高考录取率极低，落榜是常事，复读也是常事，复读一年的很多，两三年的也不少，听说最多的有八年，号称“八年抗战”。

高三的生活很紧张，我和同学们每日清早便被广播声叫醒，快速奔到宿舍楼前的花坛边，找到自己的水桶洗漱，然后一路小跑到操场做早操，随后到教室早自习，开启一天的学习。二中的学风虽然浓郁，升学率却并不高。听老师说，全省高考大中专上线率只有10%，作为县级普通高中的考生，都不敢期待考上本科，只要上了中专线都会觉得庆幸，那时流行一句话：“管它中专大专，哪怕是块‘土砖’也要抱着。”意思是只要能考上，管它啥样的学校都要去。

1990年7月，我们如期踏入高考考场，遗憾的是那年学校总体成绩较差，理科班还好，两个文科班没有一个应届生上线，只有一些复读生考得较好。记得出高考成绩的那天，阳光耀眼，天气炎热，同学们一大早就赶到学校，三五成群地在香樟树下等候老师播报成绩，听着广播里报出的分数，大家脸色都不好了。有的同学不再读了，大部分人选择换一所学校复读。我也就此离开二中，去了三中复读，准备“二战”。

这年深秋传来消息，根据国家高考改革通知，1991年“三南”（湖南、海南、云南）高考由以往的文理两科改为文史、理工、地矿、医农4类，每类只考4门科目，我选了文史类。我的成绩在文史复读班上是较好的，预估上线应该没问题，考得好的话也许能上个本科。意外的是，那年高考我发挥失常，再加上考政治时，有道高分值的论述题单独在最后一版，我竟然没看到这个页面，其实这道题我是会做的。如此一来，自然名落孙山。

父母决定支持我来年再考一次，准备“三战”的同学也不在少数。不过，这年秋天，县里不让各中学接受往届生复读，于是刚去学校不久的同学们只得回家自学。直到晚秋时节，镇上组建了一所临时复读学校，条件很是简陋，来读书的同学却挺多，文史班有一百余人，老师是从三中过来兼课的。学校的管理并不严格，不过同学们都自觉用功，勤学钻研，直至又一个七月来临，踏上高考考场。

这是难忘的1992年，也是对往届生最难的一年——此前此后往届生和应届生都是同一个分数线，而1992年往届生的分数线却要比应届生高出若干分。

成绩揭晓之前，我没有估分，那时没有网络，不像如今高考后马上能在网上看到试卷与参考答案。等待出分的半个月里，我在家里帮着干农活，正是“双抢”时节，每天都忙得黑汗水流。那年的志愿是考前填好的，我记得自己中专栏的第一志愿填的是北京戏曲学校，重点大学的第一志愿填了南京大学。我和姐姐聊天，说“今年如果考上了，不是去南京就是去北京”，如果没考上呢，我也想好了，去学裁缝，做服装设计，人生也可以有另一种活法。

家里人都在猜我的成绩，父亲说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位白胡子老头跟他说“7分”，他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出成绩那天，我去学校，碰到老师，告知我的成绩非常好，高出往届生重点线7分。我不用去学裁缝了，不久就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父亲则感叹：“梦得好神奇啊，原来是高7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