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酃县志》 风雨苍黄七百年
同治十二年版《酃县志》封面及主修唐荣帮志序首页
清康熙九年《酃县志》载“炎帝陵示意图”
清乾隆三十年版《酃县志》主修林愈蕃志序留印
黄春平
泱泱中华，历史悠久，典籍浩繁。在这璀璨的文化宝库中，地方志以其独特的魅力，承载着一方水土的记忆与变迁，犹如一部部微缩的史诗，记录着地域的兴衰，风物的变幻，以及人文的传承。它上溯千载，下及当下，将山川地理、风土人情、经济物产、政治沿革、教育文化、军事民俗等方方面面熔铸一炉，为后人了解一方故土提供了最详尽的史料。
藏在罗霄山脉深处的酃县（1994年更名为炎陵县），自南宋嘉定四年(1211)析茶陵之康乐、霞阳、常平三乡置县，延历300余年无有修志记载。明嘉靖初年，首部《酃县志》问世，至清同治十二年，酃县共八修县志，涉及十任知县。这些志书不仅是酃县历史的见证，更折射出历代知县对地方文化建设的重视与担当。
明嘉靖初年《酃县志》
酃县历史上首部地方志编修于明嘉靖初年，主修为时任知县易宗周。易宗周为广西临桂人，嘉靖二年至六年（1523～1527）任酃县知县。主政酃县时，在原址拓宽重修炎帝陵殿并按皇宫规制始设午门，同时延请邑士纂修酃县历史上首部县志，成就一世英名。后被列为名宦，载入《湖南通志》。
今人对首部《酃县志》的了解，只能从后世《酃县志》，以及清黄虞稷《千顷堂书目》的只言片语里略知一二。如康熙九年《酃县志》载：“酃志修于嘉靖间易侯宗周，至兹百数十年，版牒既无只字。”乾隆三十年《酃县志》曰：“盖邑志修于明嘉靖时易公宗周，旧本无复存者。”1994年版《酃县志》载：“明嘉靖初，知县易宗周‘修邑志，得载笔体’，为酃县修志之始。后毁于兵燹。清初，‘版牒无只字’”。
清康熙年间三修《酃县志》
清康熙年间，先后于九年（1670）、二十七年（1688）、五十三年（1714）由酃县知县李朝事、黄文年、张垚主持编修《酃县志》。其中，康熙二十七年、五十三年《酃县志》均已失传。
自宋迄明，酃县多次遭受战乱，顺治四年（1647）始入清朝疆域。随即又受寇贼捣乱，烧杀抢夺，百姓遭殃，流离失所。顺治十五年（1658），辽东义州贡生李朝事调任酃县知县。到任后，李以宽厚仁慈之心安置百姓，尤其是对酃县缺盐少盐、税赋过重的问题秉笔直书朝廷，成为历代传颂的佳话。同时，为了发展生产，对迁居城郊者给予土地，能耕者分给耕地，鼓励县民开荒种地，随之人民丰衣足食，人口不断增加，县库收入逐年递增。
在酃任职第十三年之际（康熙九年），李朝事接到上级官府修纂县志的文书，于是，自任主修，遍览古籍，揣摩构思，布局谋篇，“更与学博田君宏恕，邑人谭君季豹、谭子士英、罗子士彝，共相纂辑。”“搜残篇于孔壁，探断碣干蔓烟。网罗散失，咨讨幽潜。人品必核而后登，事迹期信而有据。”年内，时隔140余年的酃县历史上第二部县志成书。
康熙九年版《酃县志》共21卷，分装4册，6万余字。卷首设凡例、舆图、疆域，其时，因战乱刚平息，此志书记叙简略，体例、史料粗略芜杂。上海古书店有藏本。1985年，炎陵县档案馆从沪购回缩微胶卷，抄写复印存藏。
康熙二十五年，山东贡生黄文年出任酃县令。来酃次年，黄文年主持续修《酃县志》。虽然酃县旧志“简编残缺，稽考维艰”，但黄文年不为困难所惧且充满信心，刻意搜求，重加修辑，并捐资于二十七年刻版印刷成书。
康熙四十九年，山西人张垚出任酃县知县。张垚“穷黄烟、烟竹之保，登犁壁、云秋之山。”往返经月，走遍酃县山川村落，访遍风土人情。五十三年，张垚“以所因所革及身所至、目所睹者著之于书。”志书已脱稿但未付梓。
清乾隆年间两修《酃县志》
清乾隆年间，先后于二十六年（1761）、三十年（1765）由酃县知县陈膺笏、林愈蕃主持编修《酃县志》，二志均传世至今。
乾隆二十五年（1760），山西人陈膺笏出任酃县知县。是时，朝廷关心民众疾苦，减免赋税，对弱势群体予以救济。国家治理有方，民风淳朴，物产丰富，文化繁荣，太平祥和景象见之于各地，兴隆昌盛局面千年少有。盛世好修志，期间朝廷《一统志》已成书，省垣也正忙于编修《省志》。
陈膺笏在酃任职次年，适逢修纂地方志。陈膺笏“检阅酃邑旧志，剥蚀残阙，不堪卒读”，遂集邑士谭衡珙、罗煜先、刘武才，“令各举所知，兼采省志，补其阙略，汇而成册，用作粉本。”也就是说，陈膺笏主修的《酃县志》没有付梓，只是留下了今人所谓的资料长编。此志卷首为序、跋、凡例、纂修姓氏、目录及舆图5幅，正卷分16门108目，炎帝陵单独成卷。地理志记山岭岗寨、河道涧泉110余处；风俗志附载瑶民习俗；食货志收录各种动植物280多种，其中有猫竹、烟竹、蜡鸟、雉鸡及虎、豹、豺、鹿、狸、猴、獭、熊……现藏北京、浙江、湖南图书馆。
乾隆二十八年（1763），四川中江人、进士林愈蕃赴任酃县知县。刚到酃县任职，林愈蕃便冒雨视察边境，见一些山民“蓬头菜色，衣不蔽体”“种包粟度日，田荒赋存，实所难堪”，感叹之余，许以垫交税赋，故在民间口碑良好。
“酃自宋宁宗嘉定间，析茶陵三乡而邑之，烈山氏陵寝在焉。国家有大典礼，天子必遣官祭告。”“故邑虽偏而名昭，壤虽瘠而地重，非他弹丸邑比。”林愈蕃认为，酃县乃炎帝神农氏的安寝圣地，虽然县小地偏，但每逢国家大事，皇帝都要派官员祭告，地域的重要性非其他小县可比。
来酃后，林愈蕃“览云秋之盛，瞻万阳之高，山奇川邃，奥如旷如。虽不尽土著，而淳朴遗风犹有存者。私心自喜，谓此故足为政也。”酃县风景秀美，民风淳朴，林愈蕃对主政酃县充满信心。
至乾隆三十年，酃县政通人和，处处有变化，遍地有新景，林便萌发了利用公务空闲续修县志的念想，恰在此时，上级官府征集县志。林即“进邑士议之，咸鼓舞从事。”然而，翻阅旧志，过半文字模糊不可辨识，并且，自康熙九年李朝事主修《酃县志》，距今已九十余载。因此，编纂《酃县志》比其他地方更加紧迫。
为修好县志并供省郡志、一统志采录，林愈蕃开馆于外，公开招募熟悉县情的人士参与其中并令其分头实地采辑，同时，找来许多优秀的地方志学习借鉴，“折衷往牒，勒为成书”，不到一年，便著就了酃县历史上第六部县志。
林志为多卷平列式，共23卷，另有卷首、拾遗，分装6册，计26万字。篇目设置较康熙九年版合理，内容亦丰。以烈山书院藏版传世，湖南日报、湖南图书馆均有藏本。炎陵县档案馆有湖南日报社藏本复印本、湖南省图书馆藏本手抄本各一套。
清嘉庆二十二年《酃县志》
嘉庆二十一年（1816），广东东莞人麦连代理酃县知县。因闽粤赣客家移民剧增，麦连倡建梅冈书院（今炎陵县第一中学前身），专门招收客家方言区学生，县内本地、客家两大方言区遂有“洣（洣泉书院）部”“梅部”之称。这是后世《酃县志》对麦连任职酃县期间为数不多的记载。
麦连刚刚到任酃县，“大府檄修《湖南通志》，令将县志一并续修。”麦连旋与酃县教谕肖仲信、训导刘日旦，召集地方绅士，再三商榷续修《酃县志》相关事宜。麦连自任主修，肖、刘担任主纂。麦亲自出面筹集经费并四处采访，期望县志按时完成。然而，待至次年志未成，麦连又被催促赴临武补任知县。
二十二年（1817），麦连的同年好友、有着“文章经济著湖湘间”之誉的叶起鹏接任酃县知县和县志主修，故“踵而成之”。志成，叶起鹏将志稿邮至临武要麦连作序。麦连作《酃县志序》传今，而嘉庆二十二年修《酃县志》散佚无存。
清同治十二年《酃县志》
同治十二年版《酃县志》，始修于同治七年（1868）酃县知县郭树馨（山西宁乡人）。十一年，四川梁山举人唐荣帮任酃县知县，接修搁置多年的《酃县志》并任主修，教谕杨岳方、训导谭培滋任主纂，集120余人完成县志编纂。翌年《酃县志》付梓成书。
唐荣帮认为，地方有志如同国家有史，主政一方“必先洞悉其山川之险易，疆域之广狭，民俗之美恶，物产之盈虚，与夫历来人事之得失，古今时势之同异”，而这些只能依靠一地一域志书的记述。同时，距上次修志已有五十多年时间。期间，如果对社会风尚、从政得失，以及忠诚义士、立功捐躯者的事迹任其湮灭，百年之后将无从考究。因此，编修地方志记录宣扬美德善行，乃守土之责。
唐荣帮任酃县知县后，常与酃邑人士相接，以知民生疾苦。适逢邑有修志之举，唐自任主修，并聘杨岳方、谭培滋担任主纂，冯昌午、朱国勋为监修，周作翰、朱瑛等14人为纂修，共襄厥成。是志承袭旧本，“又取近世数十年忠臣义士，贞媛节妇，凡人与事之卓卓可传者，皆特笔而表彰之。”
唐修《酃县志》纪事止于同治十一年，为多卷平列式，以文昌宫藏版传世。全志20卷30万言，分装8册，篇目基本承袭乾隆三十年志，纂662年史，涉宋、元、明、清四个朝代之地理、经济、政治、军事、教育、文化、宗教、民族、风俗诸方面，尤详税赋、科举、秩官、营建、户口、典礼等制度及其沿革。载人物（含人名）千余，录山水名胜、水利桥梁、庙宇凉亭（含地名）千余，留存了大量历史文化信息。
1961年，中共酃县沔渡人民公社党委副书记张教海从当地废品收购门市部收得一套唐修《酃县志》原本，现藏炎陵县档案馆。另有台湾影印本传大陆，1984年湖南日报社复印本传县内。2010年，为庆祝建县800年，中共炎陵县委原副书记、炎帝研究会会长周新发对此志通篇予以标点、注释，2011年由西安出版社出版发行。新版志采用简体字、划分段落并横排刊印，使之通俗明了，方便今人研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