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人杰
20世纪60年代,手表是个稀罕物。绝大多数男士的手腕上光光的,无表可戴。国产上海牌手表120元人民币一块,相当于普通职工3个月的工资,还要凭票供应,没有几个人买得起。谁手腕上戴了一块手表,那可是十分荣耀的事情。记得我家楼上住着一位技术员,新中国成立前家里有点底子,他戴了一块手表,很神气。走在路上,见到对面有人过来,他很夸张地伸出胳膊,在空中绕一个圈,再放到眼前看看时间,引来路人艳羡的目光。
我的父亲50年代已经当上了国有大型企业的中层干部,每月有90元工资,当时算“高薪”,但家中人口多,负担重,他一直买不起手表。到了70年代初,上海手表厂推出一款新式手表“宝石花”,价格110元。在浙江工作的叔叔买了一块送给父亲,40来岁的父亲才开了“洋荤”,戴上了手表。
“宝石花”手表做工精美,不锈钢表壳闪闪发亮,表盘中间上方镶着一颗红色的宝石,鲜艳夺目。父亲刚戴上手表时,每到晚上我们几兄弟都要围着手表欣赏好久,听着里面“嚓嚓嚓嚓”的钢音,似乎在听美妙的音乐。
父亲戴着“宝石花”手表,从冶金系统调入军工系统,转战南北,从未误过车,从未误过事,“宝石花”告诉他准确的时间。他对“宝石花”也相当爱惜,精心保管,隔两年要洗一次油。戴了整整10年之后,父亲把他心爱的“宝石花”送给我。我郑重地接过手表,如同接过一件传家宝。这块手表完好如新,分秒精准。
我戴上了“宝石花”,有了更强的时间观念,自觉做一个守时守信的人。80年代,我一直戴着这块“老表”。许多人赶时髦,戴电子表换外国表,我毫不动心,对“宝石花”情有独钟,坚持认为它是最适合我的那一款。在从事对外经济工作的那段日子里,经常要和老外打交道,守时很重要,既不能迟到也不必提早太多。我总是提前几分钟到达。“Mr.Zhang,a punctuality man!”(张先生,守时的人!)跟我打交道的老外对我竖起大拇指。“宝石花”帮了我的大忙。
一直到了90年代,我的“宝石花”老得跑不动了,我才买了一块上海牌手表。有了手机之后,我再没有戴过手表,但我仍然认为,年轻时戴着“宝石花”的模样很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