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边户

谭圣林

半边户，是20世纪的历史符号，意思是一户人家，夫妻两人一个是拿工资的，一个是种田的。

我家充其量是准半边户。母亲是纯粹的农村妇女。父亲高考上了线，但是因为爷爷的兄长在国民党队伍里当过差，家庭成分不合格，被取消了上大学的资格，回农村当了民办教师。民办教师是属于体制外的，工资由所在的村组负担，相当于现在的临时工。

从几十里外的一人一校干起，父亲先后在七八所山区中小学干了16年。让人不敢相信的是，他每个月的工资只有5元钱，16年加起来还未领到1000元。父亲至今说起此事，认为退休后每月有4000多元，真是享了天大的福气。

父亲本来可以住校，但是母亲在这时出了意外。因为哥出生时难产，母亲躺在床上折腾了一个星期才捡回一条命，加上坐月子时下地干活着了凉，从此落下头痛发晕的重病。

母亲一劳累，就会突发性地倒在烂泥田里、马路边上，甚至从桥上直挺挺地栽到河里，所幸每次都被路人救起。时间长了，村里人都成了母亲的救命恩人。

那时搞集体，靠挣工分吃饭定收入。一到节假日，父亲就和村里的一等劳力拼着干，插田比快，收谷比多，背树比重，烈日炎炎下，父亲晒得一身像熏黑的腊肉。

我们兄妹三个也加入其中，没日没夜地扯秧割禾。可每年到头算账总是超支，全家5口人，只分到五六斤油，口粮也缺了一大半。

父亲每月领到那捻得出汗水的5元钱工资，大都给母亲买了中药。有一段时间，母亲身体稍稍稳定了些，父亲下决心要买一床蚊帐，他连续存了三个月，再找同事借了1.5元，凑齐16.5元才买到。

家里总是断粮缺油，红薯蚕豆马铃薯萝卜白菜，都端上桌当饭吃。饿得慌时，哥带着我就着月光，到别人挖过的红薯地里和花生地里去“淘宝”，捡回一些挖烂或遗漏的边角余料，洗干净就吃。

熬到过年了，父亲就到熟人那里赊两斤五花肉打一回牙祭，母亲小心地把肉切片，用辣椒粉红烧做成两大碗。一块肉下一碗饭，我们三兄妹像吃盐姜一样美滋滋地品尝。

为了防止母亲发病出意外，父亲只得天天回家。父亲戴个斗笠，摸黑出门，摸黑进屋，每天要徒步几十里山路，遇上几条毒蛇，碰上几条恶狗是常事。鞋子磨破了，父亲就在课余时编草鞋，套在长满血泡的脚上，像红军过草地一样，咬着牙根一步一步前行。

只是这条路太长，父亲整整走了16年，终于在县教育局组织的一次招干考试中，凭着良好的基本功过关转正为公办教师，月工资调整到34.5元。

父亲吃上国家粮了，领了一本粮折子，获得了到县城粮站购买米面的资格。村里人投来羡慕的眼光。

不久，农村实行分田到户，我们家分到了5亩双季稻田。春寒料峭时，就要牵牛耕田，培种育秧，铲草下肥。夏日炎炎时，要搞一个多月的“双抢”，既要抢收早稻，又要抢插晚稻，与吸血蚂蟥斗智，与虫鸣蛙叫作伴。

组织上照顾父亲，把他调到了老家回龙仙附近的学校任教。父亲清早下田忙活，8点之前赶到学校备课上课，下午放学回来不是在土里种菜，就是在田里杀虫，晚上还要为母亲熬好中药。

父亲像陀螺一样旋转着。尽管这样，他教过的班级，每次统考总是名列前茅。他的备课本一笔一画，没有一处涂改，至今还留在学校供年轻教师参考学习。

为了减轻家庭压力，我的个头只有水牛高，也麻起胆子犁田，哥骨瘦如柴，时常箩筐扁担不离肩。

跳出“农门”，像父亲一样吃上国家粮，是我们三兄妹最简单最迫切的愿望。初中毕业，我和哥先后以全县名列前茅的成绩，考取了免学费又有生活费补贴还包分配的师范学校，妹妹也顺利招工转干。我们这个半边户家庭，才算彻底改变了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