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活与 电话的变迁

易裕厚

1974年，我出生在原株洲县（现渌口区）的一个农村家庭。第一次接触电话机是读小学的时候，当时的人民公社在大队一个同学家里安装了一部电话，是摇把式的。按住电话机上面的话筒，转动旁边的摇把，就能接通公社的总机。那时的我们总是调皮地摇通电话，听到话筒里传来“你要哪里”的声音，就赶紧挂掉，纯粹就是为了取乐。

读初中时，我到市区大叔的单位玩耍，在他办公桌上见到了一台转盘式拨号的电话机，从0到9，10个数字对应10个小孔，打电话时用手指插在数字对应的孔里往下拨，回位后再拨下一个数字。当时在大叔的允许下，我打了一个电话给在市内另一家单位上班的小叔，虽只是象征性地问了几句话，但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打电话。相隔十几公里路程，没有见面却能清晰的对话，让当时的我感到特别神奇。

1992年读大学时，程控电话开始推行。大学校园里只有几家商店有公用电话，每次叔叔打电话过来，店主都得跑到大老远的学生宿舍喊我，每喊一次付费一元钱。学校食堂的一份宫保鸡丁也才5角钱，可想而知当时一元钱的付费并不便宜，但这毕竟比坐汽车去叔叔家得往返100多公里的路程轻松多了。

参加工作后，办公室有了电话，但出差在外有时总联系不上。才毕业的我工资不高，省吃俭用积下八百多元买了一台BP机。每次挂在腰间的BP机“嘀…嘀…”响起，我就到处寻找电话回复传呼者。BP机能够及时收到信息，可不能直接通话，仍然不是很方便。

后来，手机问世。我花1500元从同事手中买下一部旧手机，比砖头式的“大哥大”小巧些。跑业务的我在外总是握着手机，故意“显摆”着。那时话费很贵，尽管省着打，可一个月的话费对我来说仍然是一笔大开支，可想想有个手机，心中总有一种满足感，“忍痛”交着话费来满足虚荣心。当然，手机的方便也确实给我带来了幸运。记得1997年县里搞公开选调，当时我正在外出差，同事打手机告之消息，我连夜赶回，在最后一天交上报名表。就这样，我转行成为一名警察。

又过了几年，打码的模拟手机逐渐淘汰，插卡的数字手机开始流行。我托人从广东番禺买回一台当时市面上最流行的“掌中宝”摩托罗拉翻盖手机。记得将模拟手机号码换成数字手机号码时，还交纳了换号费1200元，正因为这个原因，那次更换的手机号我一直使用着，至今已经整整20年。

有了手机，不论天南地北，不管白天黑夜，一拨号码就能联系上，自然也给我的工作带来了很大帮助。记得有一次辖区两户人家因争水发生纠纷，双方各自喊来亲戚，准备持械斗殴。村干部及时拨通了我的手机，我随即赶至，避免了一场流血事件发生。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我时常想，有手机和没手机就是不一样，这神奇的“顺风耳”让人好似有双“千里眼”，乡村大小事尽在掌控之中。

随着时代的发展，手机不断升级换代，现在的智能手机不仅外观越来越精美，功能也越来越强大。高像素拍照随手就是一张精美的图片，随时随地可以文字、语音、视频交流，还有那实时购物，下单立马送货上门。不管是聚餐、玩乐，还是打车等，生活中的支付，对着二维码一扫就可搞定。真是“一部手机走遍天下”！智能手机时代，让我们的交往多了渠道，添了乐趣，也让我们的人生过得充实而富有意义。

往事如烟，感慨万千。从摇把电话机到普通手机，再到智能手机，我与其结下了不解情缘，也亲眼见证了它们的变迁，更深切感受到了新中国的发展给我们工作和生活带来的变化。从“小屁孩”到“油腻中年”，我在近40年的电话情缘中感悟着生活由不易到幸福，见证着祖国的日新月异。我默默祝福：祖国的明天越来越强大，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