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百年祠堂，传唱红色故事
▲纪念馆在阳光的照耀下 记者 黄欣雨 摄
□ 记者 黄欣雨 通讯员 李景兰 陆杏聪
从醴陵南行20公里，进入明月镇白果村，醴陵南四区苏维埃革命纪念馆静静伫立在阳光下。一路上，阡陌纵横。村民屋舍外，晾晒着丰收的作物，街道上人来人往。
谁能想到，不到一百年前，这里曾建起一座独一无二的“共产独立王国”，同时，这里也曾饿殍遍野，血流漂杵，几十里地，杀得没有农民可以耕种。
醴陵有个“南四国”
“南四国（区），西一寨（区），罗家岭是租界。”朗朗上口的民谣，形象描述了醴陵广大农村广泛建立工农武装后的武装割据局面。
当时，醴陵全县在共产党领导下，分为中共东、西、南、北各四个区，与湖南反动当局作武装斗争，打得敌人龟缩县城，不敢贸然下乡，一举成为全省的模范县。
对于醴陵红色政权，毛泽东也曾经给予很高的评价：醴陵人民不怕牺牲，敢于斗争，斗出了一个“南四国”很有名气。
南四区为什么被称为“南四国”？这还要从一场战役说起。
1927年，一个寒冬腊月的晚上。大障至贺家桥的山坡，四下静悄悄。途经此处的敌三十五军，突然看到四周山上亮起了火光，霎时间，洋油桶内的爆竹“机枪”声、松树炮声、喊杀声，此起彼伏。早就算准了敌军会经过的游击队，打得敌人抱头鼠窜。
领教过游击队的厉害后，1927年12月，敌第八军熊震部来醴陵驻防，纠集反动势力共5000余人大举“进剿”南四区。这次，由100多名豪绅地主打头阵，当向导，跟着的是挨户团和清乡队，由熊震部带领的大部队只敢缩到后面，亦步亦趋。一支队伍有如长蛇，在大山里蜿蜒。
殊不知，南四区早有准备。县委决定以第一团为主力迎战，发动数千名游击队员助战，仍采用夜战和伏击的办法，进行反攻。
夜幕低垂，黑暗中无数只眼睛正盯着快要落网的“猎物”，这是一场生与死的较量。
随着打头阵的豪绅地主陷入了工农革命军的伏击圈，挨户团、清乡队连连后撤。剩下熊震部一行，看着山上火光四起，有如惊弓之鸟，连夜飞速逃回县城。
这一战，被称为“南四区之役”，从此，南四区又被土豪劣绅称作“南四国”，敌人不敢越境。
兵刃见证一场屠杀
男女平等，婚姻自由；道不拾遗，夜不闭户；人人有事做，个个有饭吃……有如世外桃源般的景象，曾经在醴陵大地上昙花一现。
那是1928年1月，醴陵南四区建立起“湖南最早的苏维埃政权”，广泛推进土地革命，建设插标分田的分耕制，让“耕者有其田”。
推开醴陵南四区苏维埃革命纪念馆的大门，那些激昂的革命口号，犹言在耳。暖阳照在纪念馆一隅，当年的兵刃已经锈迹斑斑。
时间拨回到1928年春。南四区兵工厂的30座红炉，正在不分昼夜地燃烧，铁块被锻造为梭镖、鸟铳或大刀，输送给各乡的在乡农民、手工业工人，甚至少年，人手一把，全民武装。
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但随着国民党对苏区“血洗火烧”的大“会剿”，“共产独立王国”不到三个月就化为泡影。田间地头，随处可见染血的断刃，造就兵刃的南四区兵工厂厂长杨全掌，也被杀害于大障乡白果洲。
在临死之前，杨全掌那善于锻造兵刃的双手，被铁锤一根根砸碎，顿时血肉模糊，骨肉尽碎。
“杨全掌，今后还打不打？”清乡委员审问他说。
“打！”他斩钉截铁地回答。
“打不打？”“打！”连问三声，连答三声，每答一次，敌人就举起铁锤，捶碎杨全掌一个手指。他忍着剧痛，面不改色。直至牺牲，也没有透露党的丝毫秘密。
据1928年7月湖南省委给中央的报告称：“醴陵南四区，一区被屠杀者达3000人。”地域相连的南四、二、三区，30里内被杀得无农民，数以百计的村庄无人烟。以致1929年春，这些地区竟无人下地耕种，杂草丛生。
刻有1001个烈士名字的民间纪念馆
当杨辉浩第一次跨进这座还十分简陋的民间革命纪念馆时，不会想到，在二十年后，他的人生与纪念馆之间，已经血脉相连。
他祖父的革命事迹，被记载在纪念馆里，他父亲是倡导修建纪念馆的革命烈士后裔之一。如今，杨辉浩已经连任两届纪念馆馆长。
这座建在百年祠堂里的纪念馆，不仅讲述了一段红色革命故事，同时，也见证着杨氏家族的历史。
就在杨全掌牺牲的同月，杨辉浩的祖父杨新茹也不幸被捕，英勇赴死。此时，杨辉浩的父亲年仅6岁。
在大革命时期，南四区为革命牺牲、由国家批准发证的烈士有1001人，每三户就有一户有烈士。
“缅怀先烈，理所应当。”1996年，在大障白果村（现醴陵市明月镇白果村），老地下党员杨光潜和其他革命烈士后裔们倡导修建了一座纪念馆（2012年搬迁至具有百年历史的梁公祠）。现任的常务理事中，还有近一半人是烈士后裔，全体理事都是不计报酬的无偿工作。
刚开馆时，馆内运营举步维艰。“没有任何收益，大家就凑钱购置了20套桌椅，用来租赁。”杨辉浩算了一笔账：一套租出去，可以有5块钱，如果20套都租出去，一天能有一两百块的收入。但大部分时间里，这些桌椅都闲置在一边落灰。
但幸运的是，还有更多烈士后裔和党员干部牵挂着纪念馆的建设。2015年7月，当地10余名退休老村支书筹集30多万元资金，将馆舍整修一新，新增史实资料以及新近征集的烈士遗物，丰富馆藏。
“壮烈捐躯桑梓恸，从容就义鬼神惊。”在纪念馆办公室，墙上挂着的一副遒劲有力的书法，是烈士后裔杨朝宗所写。他的父亲杨从龙，1928年5月晚上被国名党清乡委员会逮捕，备受酷刑而始终坚贞不屈，没有暴露出党的任何组织和机密。几日后，在贺家桥英勇牺牲，年仅19岁。
1001个烈士的姓名，被刻在纪念馆大厅的雕像底座上。密密麻麻的黑字在白底的对比下，格外显眼。雕像上是革命烈士的形象，目光坚毅，正义凛然，接受着来自全国各地瞻仰者的祭奠与追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