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病突袭差点把我击倒， 众人关爱让我重拾信心”
▲妻子写的信 受访者供图
2020年的春因疫而早。正月初二，和其他同事一样，我匆匆结束了春节假期，赶赴岗位，开启抗疫工作模式。不过，对我个人而言，这一年留下最深刻记忆的，还不在于此，而是年中的一场大病。
我的档案
姓名：老巷 年龄：45岁
职业：媒体从业者
病来如山倒
45岁的男人，最害怕身体出大的状况。然而，怕什么就偏偏来什么，还来得那么急。
5月初，我已明显感觉到自己身体的异常，极度的疲劳感与乏力感一阵盖过一阵，有时脑子里突然一片空白。偷偷去看了医生，医生说必须马上住院进行全面检查。当时，我手头的一项重要策划正处在实施的关键阶段，而全国“两会”来临，单位领导又部署了新的重要任务。没想太多，我决定还是先挺一挺，捱到6月1日后再说。
然而，病来的速度根本不是你所能控制，仅仅几天过去，我周身乏力到洗脸梳头脱衣都困难的程度。那天早上，陪家人一起在楼下唆了米粉，准备去单位，突然身体失衡，重重地摔在马路边，怎么使劲也爬不起来。
妻子焦急地把我送到医院。办手续，住院。
躺在病床上，我寻思着，自己身体一直强壮着呢，可能是累了，应该用些药、休养一段时间就会好起来。可我还是想错了，身体一天比一天乏力，直至近乎完全瘫痪，无法自主坐起，连手机的开关键都难以按动，更别说下床行走。
大儿子寄宿在校，妻子把3岁多的小儿子寄养在一位亲戚家，全天悉心陪护我。我吃饭、服药、洗漱、大小便，全靠她来帮忙，也全在病床上解决。记得最多的一天，我在床上仅大解就有8次。
老母亲“问罪”
我的内心糟糕透了。可我和妻子谁也没往沉重里聊，表面上都还平静。除了极少几位亲密的同辈，我们没有将情况告诉更多的人，更不敢让70多岁体弱多病的双亲知道。
消息还是不胫而走。很快，单位领导、同事来了，亲朋好友、同学来了。尽管医院对病人探视管得严，可想来的人都会变着法儿出现在我病床前，白天晚上，劝我振作，给我慰藉与鼓励，或帮我解决实际问题。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我出院之后。尤其记得远在南宁的肖乃，执意要过来，坐了几个小时高铁，带来广西的龙眼，在病床前陪我吃了一顿外卖盒饭，便又匆匆返程。单位领导老赵、老谭还特意找过医院的领导，请求对我多予关照。
老母亲终究也来了，是我舅舅觉得“事太大了”决定告诉她的。她被搀扶着走进病室，眼睛红肿，一脸愠怒，开口便是找我“问罪”：“你就是没听我的话（爱惜自己的身体），你也不想想你的老婆孩子！”话音未落，我的泪水再也止不住地涌出……
ICU传书
约一周后，病确诊了：全身性重症肌无力。重重忧虑的同时，又稍有心宽：查过资料，这病虽然治愈率低，但并非完全不可逆，往后治疗得当，恢复个几成还是有希望。
事不宜迟，马上转ICU，下重药。待各种仪器、管线安插妥当，病室短暂安静下来时，我瞬间崩溃，大哭一场。
躺在ICU，不知日夜，不问晴雨。虽是重病号，可身体不痛，头脑清醒，时间稍久，就百般无聊起来，头脑里止不住地想东想西，回忆过去的事，再联想未来种种可能性，直至盘算后事。
妻子领回小儿子，带着他给我送餐。有专人把餐盒传进来，人不让见面。餐盒下，有一张妻子写的纸条。正好，我也勉强拿拳头握笔歪歪扭扭地写了几句话在纸上，准备让人带给她。就这样，来来往往，“书信”竟集了一摞。而写信和读信，成了我在ICU里最快乐的事情。妻子写的信朴实无华，却字字攻心，给我满满感动与温暖。
喜提“新车”
治疗这边，先是大剂量激素冲击，之后又加上免疫力抵制剂。至于药物的严重副作用，已根本不在考虑之列了。可效果似乎完全没有。焦虑之际，我决定转院长沙。长沙的治疗方案也大同小异，重复检查倒是不少。我轮椅也坐不了，苦了妻子和二姐，拖着我的病床楼上楼下来回跑。
好在，漫长的十天过去，我的身体状况终于有了些起色。早上，当我竭力扶床站立，试着小挪两步时，妻子喜出望外，马上给我买了轮椅，推着我出门。呼吸着久违的自由的空气，我兴奋不已，调侃着说：“咱又喜提‘新车’一辆啦！”原来，对于一个久病卧床的人来说，能坐轮椅竟是一件如此幸福的事情。
很快，医生来通知，医院没有更多的治疗手段了，准备出院，带药在家慢慢疗养。就这样，端午节前一天，我出院回到了乡下老家。
盼尽快上班
家乡的荷花开得正盛，成片成片的，成了花海。时光顿时慢了下来。已经多少年没在老家长住过了。
又有好多亲朋好友过来看望我。果子、苏老师还特意来了两三趟。打电话、视频的更多。单位领导也反复来电，叮嘱我安心养病。我则似乎一下子变得脆弱了，动不动泪水就在眼眶里打转。
药物的毒副作用日渐显现，易感染、失眠焦躁、血检尿检结果异常、智力不在线……当然，大量使用激素药物导致的副作用，或许才是埋在余生岁月里更可怕的定时炸弹。不过我并不担心，我相信车到山前必有路。我考虑最多的，还是尽快重返工作岗位。虽然所有人都在照护我，但我还年轻，还得有自己的事业，更直接的是，家还得靠我来养。
我和妻子甚至作了最坏的打算：倘若往后离不开轮椅，她就每天开车把我送到单位，我会请求单位予以关照，把我的办公室安排到一楼，让同事帮忙扶我到办公室上班。
强烈的欲望与自信，让我每天都尝试尽可能多地“收复失地”：脱离轮椅、平地走、上下坡、自己动手洗澡更衣……身体康复居然快得出奇，连医生也觉得意外。
终于，8月1日清早，包里揣着一大堆药物、步履依然蹒跚的我，回到了久违的心爱的办公室。
（记者 覃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