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长沙的文化书社故址(资料图)
□ 龙世贵
大家都知道,毛泽东是湘潭人,谭延闿是茶陵人,他俩虽是湖南同乡,但不完全同道,是分属不同政治范畴的人物,但这并没影响他们之间的正常交往。本文试举两例,注释这两位风云人物的交往深情。
毛泽东创办文化书社
谭延闿剪彩并题写牌匾
1920年6月,谭延闿再次入主长沙,开始了第三次督湘的历程。他上台后顺应“五四”运动的历史潮流,宣布允许民众自由结社、出版等。
在这种有利的环境下,毛泽东、何叔衡、彭璜、易礼容等十七名进步人士,于1920年8月2日,在长沙楚怡小学召开会议成立文化书社,借此从事新文化运动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毛泽东等人租用长沙潮宗街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的三间房子,作为文化书社的社址,还请刚刚就任湖南督军的谭延闿书写了招牌。9月9日,文化书社在长沙潮宗街正式开业。
开业那天,谭延闿在一群“长袍子先生”的簇拥下,坐着八大轿来到这里。在人们的掌声中,他亲自剪下红绸,亮出了文化书社的牌匾,那上面“文化书社”4个字是颇见功底的颜体——谭氏书法。身为督军、省长、湘军总司令的谭延闿不仅亲自为文化书社剪彩,而且亲笔题写了牌匾。
有谭延闿这面大旗,文化书社引来了各界名流介入参股。其中就有谭延闿的“铁杆”、时任谭延闿的省长公署秘书长、兼任省教育厅长兼一师校长的易培基,谭延闿的“铁杆”、时任湖南省财政厅长姜济寰,谭延闿的“诤友”、老同盟会员、时任省府交涉署外交司司长仇鳌,谭氏班底人物、长期担任商会会长的左学谦等一批湖南政要名流。文化书社有他们的股份,也就披上了合理合法的光环。这对毛泽东来说,不仅巩固了他与谭延闿共同拥有的如易培基这批朋友,而且还结交了不少政要名流,在收获人脉的同时把握时局,更主要的是为革命形成了“统一战线”。
毛泽东和章士钊聊天,谈到谭延闿的后人
毛泽东再次关注谭延闿,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事,不过,这时的谭延闿已经离世三十余年了。
早年,谭延闿之弟谭四先生——谭恩闿死得早,谭四先生的儿子谭仲辉,由谭延闿抚养成人,并为他办妥婚事。1930年,谭延闿在南京政府主席任上去世后,谭仲辉借助其伯父谭延闿的人脉关系,先后出任过国民党中央银行董事长、孔祥熙的秘书。解放初,他在苏州被捕,一直囚禁在狱中,被关押到上世纪六十年代。
有一次,章士钊在毛泽东家吃饭、聊天时,他们聊到了谭延闿。毛泽东说:“谭延闿的学问是很好的。”他知道谭延闿的儿子谭伯羽、女儿谭祥、女婿陈诚都已经去了台湾。毛泽东接着问章士钊:“谭延闿还有什么后人在大陆没有?”章士钊即举出谭仲辉,毛泽东问了谭仲辉的详细情况。不久,谭仲辉在苏州提前释放,并安排在苏州文史馆任馆员。后来,章土钊邀谭仲辉去北京,谭仲辉谢绝了章士钊的好意。
上述历史长河中的两朵浪花,时隔四十多年,看似关联性不太强。但这正是它的意义所在。它告诉人们,伟人的交往是何等的情深,不被时空所淹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