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993年

□ 文 华

一辆皮卡货车的后面载着两个女子：一个20多岁，一个40出头。在当时繁华的国际大都市曼谷，这一幕显得有点奇葩。

如果你认为她俩坐在皮卡车后面的敞式车厢里是为了享受热带炽热的阳光，学西方人把皮肤晒成他们喜欢的古铜色，那你就错了。

那个20多岁的青年女子，就是1993年公派赴泰援教中文的我，而那个40出头的中年女性，是我所在的曼谷Dung Dong Chit商业学院的一名中文教师，兼任临时的外事联络员。她是一名华裔，祖籍潮州，她的中文名字叫马惠卿。

那天，我所在的学校安排马老师带我去移民局办理签证方面的相关手续。那时的我，见识有限，懵懂不敏，而马老师感觉到了学校办事员对中国人的歧视。

同样是外教，来自英法德等国的教师享受的待遇就是不一样。先不说薪酬待遇的悬殊，就说带他们去办事，是绝对不会派出那种敞式皮卡车的。

马老师愤愤不平，作为华裔的她，也许见闻过太多关于华人受歧视的事情，于是她决定，回程不再坐学校的皮卡车，而自行选择坐taxi回家。就这样，我俩自己掏钱，莫名地享受了一回挽回尊严的痛快。

按理说，1993年要是在国内能够坐上皮卡车出行，自然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但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在有些外国人的眼里，中国大陆人就是穷人家的孩子。

记得我刚去那一会，好些泰国同事问我是香港人还是台湾人，当我回答是大陆人时，她们当中有人透出一丝诡异的神情。

接下来就有人贸然问我在国内每月工资几何，尽管她们知道，打听工资是非常不礼貌的行为。在有些人的眼里，中国大陆就是水深火热。

原本只有每月300多元的工资，在我的口里只好变出500多元来。当她们惊叹是如此之少时，我便说，虽然不多，但是物价很低，每个月还可以留下一半哩。

为了大陆人的面子，我撒了平生最大的一次谎，现在想来，觉得特别可笑。可喜的是，今天外国人对大陆人不得不刮目相看了。

1993年的记忆，既是我个人的记忆，也是一个时代的记忆，更是我们国家的记忆，它像是镌刻在了我的心坎里。

那一年，我第一次走出省门，坐上绿皮火车，经过近30个小时的蜗行，到达昆明。

那一年，是我第一次走出国门，也是第一次坐飞机，行程是从昆明飞往泰北的清迈。

记得在傍晚时分到达机场，偌大的机场大厅，只剩下我们一行10人待办手续。大家谈笑风生，三三两两凑上去，机场工作人员吼道: “one by one! one by one!”那是我第一次听外国人讲英语，并且还那般高调。我在想:是我们有一分鲁莽，还是工作人员对我们有一分歧视呢？

1993年，还尘封了我刻骨铭心的思乡记忆。那时是走出国门不易，待在国门外的日子也并不爽。常常瞅着公寓里的电话发愣，多么希望电话里蓦然响起中国声，可那时国内普通人家哪有家装电话？ 家人只能从邮局打电话过去，9块8一分钟，自然只能偶尔为之。

学校旁边的皇宫和卫佛寺是曼谷重要的旅游景点，经过那边，我常常会停下脚步，多么想能在异国遇上家乡人。然而，那时中国游客很少，偶尔能遇到的，也是抄着标普的北方人，多半还是官员。

一封信，11天才能到达我湘潭的家里，然后家人的回信，同样需要11天才能到达我手上。尽管我知道家人不可能每天写信和寄信，但去传达室问信却成了我的日常。

如果通讯和交通能有今天这么发达，那么那一分想家的记忆，想必就不会那么刻骨铭心了吧？不过，又得感谢那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

它让我深刻理解了杜甫“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诗句中对家信的渴望；它让我能轻易地读出李白“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诗句中送别友人时那分不舍和怅然，甚至忧伤；它能让我不难读懂王昌龄“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诗句中闺中女子那种闹心的离愁与遗恨。

原来，古诗中如此深厚的离愁与别恨，是源于落后的生产力背景。出趟远门不易的行者，科举不第，游官不成，往往数年不得归家。友人分别，忧山水迢迢，伤难再相见。

今天，天涯成比邻，随时可以听到你想要听到的声音，随地可以见到你想要见到的人。通讯和交通越来越发达，世界那么大，随便去看看，说走就走，人们越来越洒脱，越来越自在。

回想起来，1993年真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第二年回国以后，国内很多家庭陆续安装了座机电话，不久出现了BB机，后来出现了大哥大，再后来，大家都知道了。

从那以后，我在曼谷羡慕不已的自选商场也相继出现，隔着货柜购买商品的情形，渐渐成为记忆，商品也日益丰富起来。

回望1993，祖国的发展清晰可见，由落后若干年到迟缓一步，到跟上世界步伐，到弯道超车，到驶入高速发展道路，到引领世界潮流，终于让国人欢欣，让世界瞩目。出国早已变成了很平常的出行，国家未来的发展超出你我的想象。过去已去，未来已来又未来。

1993，让我把过去想得很深，把未来想得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