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的家园
立秋了。午间小憩后开始读一本小书。
书，的确很小，64开，拿在手上有点“连环画”“小人书”味道。装帧也很简单，没有名家大师的点评荐读，朴拙的“秋园”黑白二字，占据了整个橙色为底的封面。书很短，11万字，260多页，却写尽一个母亲苦难而又不屈的一生，写尽两代中国女性为守护自己的家园，生生不息的坚韧与美好。
就是这样一本小书，让这个炙热的下午几度被泪水打湿。读完，放下《秋园》，日头已偏西，也正是要为家人准备晚餐的时候。来到厨房，打开炉子，蒸上，煮上，再坐在厨房的小凳上，看着火苗一闪一闪，内心总有丝丝缕缕的痛在撕扯……
买这本小书，正是因为看到介绍：一个从未与文学有过交集，还未摆脱生活重负的六十岁的女人，在失去母亲后，每天在四平方米的厨房里，“坐在一张矮凳上，以另一张略高的凳子为桌，在一叠方格稿纸上开始动笔写我们一家人的故事。”
故事的女主人就叫秋园。
1914年出生于洛阳的秋园，在5岁那年，逃脱不了“裹小脚”的命运。12岁时，殷实的郎中之家，接连失去三位亲人，家道逐渐败落，不得不中断上学，回家学做针线活，补贴家用。十八岁正是战乱，被一个国民党上校参谋看中，媒人上门提亲，哭了三天三夜后，把眼泪一抹，说道:“让他送我读书，等我中学毕业了再结婚。”这一允，没多久，就成了一个国民党小军官的太太，跟着到了南京。七七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秋园带着孩子和先生一起登上了去重庆的轮船。战火纷飞，生死未卜。船到汉口，先生本着“看一眼父亲再远离”的孝心，秋园本着先生是自己的天，一家人下了船，来到了先生的老家，湖南湘阴。从此，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在风雨飘摇，波云诡谲的洞庭湖一南一北两地，秋园的一生尝尽酸甜苦辣，她和她的家人“像水中的浮木般挣扎求生”，历经战乱、饥荒、自然灾害、病痛和政治运动，不断地失去亲人，不断地顽强活下去，哪怕像牲口一样没有尊严地活下去。
俗话说，一个家可以没有做官的爹，但不可没有讨饭的娘。
秋园的家，是秋园不堪忍受一墙之隔的乡人每天的谩骂欺凌，宁愿用四间草房换到山上寺庙旁破烂不堪的三间杂屋；是秋园和女儿之骅（即作者）无数次沿路乞讨，被大黄狗追咬，或是进到秋园学生家，被好心的学生家长相舍相救，才得以艰难撑住；是秋园无奈送出最小的儿子田四，一个月后去收养人家看望，两岁的小田四被一根布绳拦腰绑在椅子上，没人看管，头一栽一栽地打瞌睡，小鸡鸡露在裤子外面，紫红肿胀，头上生了疮，苍蝇围着他，飞的飞，趴的趴，秋园一把搂着自己的孩子，“田四，我们回家，再不来了，再不把你送人了，要死也死在一起”；是秋园被迫远走他乡二十年后，再回去终老的“庵子”……
许是我生来眼窝浅，盛不下太多的泪水；许是我先天心脏不足，受不了太沉重的苦难；许是我同样坐在家中厨房间的小凳上，看着秋园的女儿在厨房里如何将一幕幕人间惨剧撕裂，揉碎，煎熬后再凝结到八公斤的文稿纸上，怎不心生萋萋泪长流……
泪眼迷离中，看见母亲推着轮椅在客厅里蹒跚转圈；看见母亲在那个夏天为自己和家人做了十八件棉绸睡衣睡裤；看见母亲每天早上再忙都要为我梳好辫子，再一阵风似的去追赶上班的交通火车，很多次摔倒在铁轨和枕木上；看见母亲搂着被邻居大孩子欺负后的我们，一边痛哭一边呼喊着不在家的父亲的名字；看见母亲带着年幼的我们仨兄妹，一次次坐火车换汽车去父亲部队探亲。其中一次的艰辛，埋在心底差不多近半个世纪。
父亲是抗美援朝的军人。战争结束后，父亲复员，几年后又再度入伍成为一名铁道工程兵。那一年，成昆铁路大会战，父亲的部队驻扎在离昆明不远的渡口和攀枝花附近。母亲在那一年的冬天，带着我们兄妹仨，又一次千里迢迢去找父亲。父亲原本说好在成都等我们，但我们坐火车到达成都时，父亲接到军令，已提前回到昆明附近的驻地。母亲只好一手提着行李包，一手牵着我，叮嘱大哥拽紧二哥的手，在火车站的路边拦住一辆草绿色的大卡车，向司机说明了父亲的部队番号和要去的地方。还真是幸运，大卡车就是军车。那个年代是名副其实的军民一家亲的年代，军人司机二话没说，帮着母亲把我们和行李都弄上了卡车。
这辆车和我们母子四人并不是一个目的地，但部队沿途有许多兵站，我们像接力棒一样被一个一个兵站接送下去。就这样，母亲带着我们，坐在军用大卡车上，跨过岷江，经过峨眉山，沿着大渡河，过凉山，过西昌……一路颠簸，一路寒风呼啸作伴，要多艰辛，有多艰辛。
过了金沙江，离父亲的部队驻地就不远了。可是就在金沙江畔附近的一个兵站，母亲为我煮牛奶时，烫伤了手指。母亲疲于照看三个不大的孩子，哪顾得上自己的烫伤。疲惫又加上天寒地冻，母亲的手感染了，高烧不退，我们被困在了那个兵站。不得已，母亲要送往部队医院救治。医院在金沙江的对岸，江上只有一条铁索链可抵达。母亲被兵站的两个战士搀扶着上了“桥”，本身就昏沉沉的母亲根本不知脚下的江有多险，水有多急。到了医院，医生要求母亲立即住院，可母亲怎么会答应呀？她的三个孩子在眼巴巴地等着她，她久未见面的丈夫也在翘首以盼。打了针，吃了药，似乎有好转，带上药，母亲又上了铁索链。因为“桥”的那一端，有孩子，有丈夫，母亲不能有胆怯。后来母亲告诉我，那一天当她走过那条“桥”，回望它和江水时，才感觉到脚在发抖，才知道害怕……
那一年，我只有四岁，记忆的内存太小，存不下那一路的艰辛和风霜，但惟有一个画面，我是真真切切记得，那就是生病了的母亲，睡在草绿色的大卡车上，盖着一床草绿色的军被，我和大哥二哥团团围着母亲，母亲笑着望着我们，伸出她的双手，把我们仨的小手握在一起，再放进被子里。一路，很暖，很暖。很快到了父亲的部队，住进了我们临时的家。
我的母亲随着父亲走南闯北大半个中国，虽然没有像秋园那样回到父亲的出生地，但他们选择在现在的城市落户安家，是因为当年这里的铁路线四通八达，他们可以在梦里沿着长长的铁轨，回到他们年轻时走出来的却未曾再回去过的故乡。
小时候，母亲在哪里，家就在哪里；长大了，爱人在哪里，家就在哪里；后来啊，孩子在哪里，家就在哪里。现在，母亲在我的家里，秋草虽黄，却不悲凉，惟有诗情到碧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