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情思

□ 袁楚湘

怀念，是一种情感。

每逢“清明”，我都要去给父母扫墓。虽然自己年已八十，去墓地要坐两个小时公交车，还要步行10余里山路，不管天气如何，我都要赶着去。之所以这样，都缘于墓碑下安眠着我的父母——他们是再普通不过的人，是我那生前总会体谅别人、关爱儿女的善良、朴实的双亲。

母亲去世的时候，我七岁。在不长的七年里，母亲对我爱护有加。我生下来没有奶吃，母亲就用米制成饭浆，让我吮吸。我满月后，她只要听到谁家生了孩子，不管路程多远，总是抱着我去讨口奶吃。母亲人缘好，后来总有哺乳期的妇女到我家来，给我喂奶。我多病，她到处寻医问药；我尿床，她移干就湿；我没食欲，她煎荷包蛋，打捞鱼虾……那时的我很调皮，动不得要动，摸不得要摸，上得无皮树，人称“湖南厌”，特别是家里来了客人，捣蛋得更厉害，别人笑称“人来疯”。可母亲从不打骂我。她给我讲故事，诸如“孟母三迁”“孔融让梨”“岳母刺字”，等等，我真不知道她怎么有那么多的学问。说来也奇怪，不知怎的，我不调皮了，变得很有礼貌，成了村子里人见人爱的好孩子。

母亲的人格魅力就是善良、真诚。她同情讨米要饭的，别人通常打发一调羹米，她就要给两调羹。要是遇到拖儿带女的，她还要多给。天黑了，她还会留宿。冬天见穿得单薄，她会送上一件旧衣；夏季炎天热暑，她会送上一杯凉茶。在我的记忆中，母亲最令我敬佩的，是她的一次“见义勇为”行动。那是1945年4月，一支日本鬼子队伍突然开进了我们村。男人们和青年妇女都跑到山里躲起来了，母亲和我、庆嫂、伯母几个人来不及跑，留了下来。鬼子一进村，翻箱倒柜，杀猪宰羊，我们被赶到阶基上，依偎着坐在一起。突然，一个鬼子走近了我们，用一根棍子顶着庆嫂怀孕的肚子，嘻嘻地笑着：“肚皮大大的，好玩好玩的！”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只听得母亲一声大叫：“嘿！不能顶！她怀孕了！”鬼子被这突如其来的大叫声惊呆了，震动了一下，半天没有反应过来。他看了看母亲，终于停止了作恶，走了。后来庆嫂把这孩子生了下来，取名国主，如今也已退休，早几天他邀我去给我父母扫墓，说：“叔，我这命还是叔娭毑给抢回来的呢！”

母亲走了以后，我与时年五十四岁的父亲相依为命。又当爹，又当妈，父亲生活挺不容易的。种田、养猪、喂鸡，做饭炒菜，浆洗缝补，里里外外，全是父亲一把手。我小时候身体不好，还得过疟疾，父亲背着我步行十余里去看病。有时高烧不退，疼痛难忍，他就背着我在屋子里边走边拍，通晚不睡。直到上小学读书，我的体质才慢慢增强，没生病了，可父亲仍然怕我累着，不要我做更多的家务。

父亲对我的最大期望就是读好书。他说：“要报效国家，没有本事是不行的！读书就是学本事。”见我期期做头名，他走路都笑。初小毕业后，因村里没有高小，我得到离家十五六里的白关铺就读。走读太远，寄校没钱，父亲又不肯让我辍学，最后终于在学校附近找到一位远房亲戚，以每天一升米，一个月一斤油、一斤盐的伙食标准寄住他家。开学那天，年近花甲的父亲挑着百来斤的行李和粮油，送我上学。我跟在后面，看到老人家满头白发，佝偻着身子，步履维艰，想到他对我的期望，一阵心酸，眼泪扑簌簌地掉了下来……

父亲是位好助乐施的人。远亲近邻，甚至是讨米要饭的，他都乐于帮助。我家的田在山冲里，离家较远。冲里住着一位八十来岁的孤寡老人。父亲下田劳动，中途休息时，常去老人家里，有时给老人砍担柴，有时帮老人挑担水，几年如一日，直到老人病逝。邻居玉叔家盖房子，少了一点瓦，父亲毫不犹豫地将我家倒塌一间屋的瓦送给他。玉叔要给钱，父亲说：“左邻右舍的，一点小忙，要什么钱！”有次，一个讨米的被狗咬了，鲜血直流，父亲看到了，立即帮他消毒起土（治狗伤土办法），临走，还量了一升米给他。讨米的感动极了，连连磕头致谢：“真是大恩大德，好人啦！”

父亲辞世已经55年了。遵照老人家遗嘱，与我母亲合葬在一起。他走的时候仅留下四元七角钱，后事还是姐姐和叔叔帮忙办的。可父母给了我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至今我享用不尽。

又一个“清明”来临了。照例，我又要带着儿孙安排为父母扫墓的时间了。离开他们越久，怎么越发地想念他们呢？

怀念我挚爱的父母双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