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光旦的正好

 

□ 胡栋华

▲潘光旦（左二）拖着残疾身体

1940年，潘光旦在西南联大任教务长，宿舍狭小，一张单人床，就让他的小女儿睡在他右腿的空缺处，他说：“正好。”

坐车时，他把黄色的公文包放在他右腿的空当处，他说：“正好。”

1899年，潘光旦出生于上海宝山。他用68年时光，以600万字著述，成为中国最著名的优生学家、社会学家、民族学家、翻译家，在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界群星璀璨、名人济济的行列中，以其卓然不群的见识和映照冰雪的品格，屹立为光彩照人的学界泰斗。

1913年，潘光旦考入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堂。第三年，他在体育课上奋力跳高，摔伤右腿，医术所限，只好锯掉。这个健康聪慧的风华少年，竟成残疾。然而，他依然与同学一起郊游，撑着双拐，走20里山路，爬上山顶，看漫山红叶。

1922年，梁启超在清华讲“中国历史研究法”，期末，一位学生交了一份读书报告。梁启超读完在批语中写道：“以吾弟头脑之莹澈，可以为科学家。以吾弟情绪之深刻，可以为文学家。”这位学生就是潘光旦，这一年，他也正好22岁。

1923年，他单腿赴美留学，主攻生物学。仿佛为了弥补身体的缺陷，他埋头苦读，齐头并进，同时研习人类学、优生学、动物学、遗传学、心理学、文学。这一年，距他入清华学堂正好10年。

去美国时，他随身携带一部《十三经注疏》。回中国时，他倾其所有买了一部《达尔文全集》，这正好是他融会文理、贯通中西的写照。

在他去世的前一年，他留给人间的最后一部译著，正是达尔文的科学巨著《人类的由来》，这也正好用去了他生命的最后10年。

潘先生不仅腿残，眼睛也高度近视。他曾滞留沦陷的北平一个多月，以1200度的近视眼，把500册古籍再度浏览，把《二十四史》重新圈点。后人整理他的学术卡片，竟有上万张之多，正好与现存于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里他的遗书的数目相仿。

1952年始，他历时4年，完成14万字的论文《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巴人》，引证史籍50部、地志52部、野史札记30部、经史文集55部，严密论证了土家族是一个单一的民族。一年后，已是全国政协委员的潘光旦，拄着拐杖，亲赴交通极不发达的鄂西南、川东南土家族地区实地考察。不坐轿子，不乘小车，一副铁拐，一条单腿，在武陵山脉的重峦叠嶂中整整穿越了65天。1957年，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成立——此后，四川、贵州、湖北等地相继设立了土家族自治县，湖北成立了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这是一个有着800多万人口的民族的重获新生，这时，离他生命的结束，正好还有10年时光。

1957年11月，就是从湘西北的千水万山和千辛万苦中回来后两个月，潘光旦被打成右派，其罪之一，却是破坏民族关系——而促进民族团结，正好是他所卓绝奋斗的目标。

1967年那个炎热的夏天，“右派”潘光旦被勒令去拔草。他只有一条腿，便从家里带了只小板凳，想坐着干活，却被身后的红卫兵一脚踢飞。这踢飞他板凳的学生所表现出的，正好是他所深刻揭示和想努力纠正的，中国人特性中所体现出的“私、愚、贫、病、乱”的病态。

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先生在昆明街头被暗杀——这正是他最杰出的学生，对他最杰出的教育理念“教人做人之道”，最壮烈的阐释。

费孝通前后6次前往广西的大瑶山实地考察，先后26次重返苏州市江村开展田野调查。这正好是他最优秀的弟子，从老师不健全的躯体、最健全的人格里，所继承下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宝贵精神。

“我和潘先生之间，中国知识分子两代人之间的差距可以看得很清楚。差在哪儿呢？我想说，最关键的差距是在怎么做人。潘先生这一代人的一个特点，是懂得孔子讲的一个字：己，推己及人的己，懂得什么叫做己。己这个字，要讲清楚很难，但这是同人打交道、做事情的基础。

潘先生这一代知识分子，首先是从己做起，要对得起自己，而不是做给别人看，这可以说是从己里边推出来的一种做人的境界。社会上缺乏的就是这样一种做人的风气。年轻的一代人好像找不到自己，自己不知道应当怎么去做。作为学生，我是跟着他走的。可是，我没有跟到关键上。直到现在，我才更清楚地体会到我和他的差距。

潘先生这一代人不为名，不为利，觉得一心为社会做事情才对得起自己。他们有名气，是人家给他们的，不是自己争取的。他们写文章也不是为了面子，不是做给人家看的，而是要解决实际问题。这是他们自己的‘己’之所需。

有些文章说潘先生‘含冤而死’，可是事实上他没有觉得冤。这一点很了不起。他看得很透，懂得这是历史的必然。……这就是从‘己’字上出来的超越一己荣辱的境界。潘先生经历了灾难，可是他不认为应该埋怨哪一个人。这是一段历史的过程。造成他的人格和境界的根本，我认为就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推己及人。”

费孝通如此纪念这位并未给他上过课、却在他的怀里离开人世的伟大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