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托人“投稿”

夏衍最早从事文艺工作，多是写一点今天可称为“报告文学”的报道及杂文，还搞一些翻译之类。在当时人们眼里，不甚认可此为“作品”，所以有人说他是“空头文学家”。后来因为时局，他在上海一位朋友处隐蔽了一段时间。利用这个时间，他便写出了一篇“作品”：小说《泡》。小说写一个在肥皂厂的女工，得了肺病还拼命工作，期望能做满五年，按规矩可得半年“赏工”。可在四年十个月时，她被辞退了。

这样反映工人与资本家关系的作品，当时左翼作家已有不少作品问世。小说写出，夏衍不大自信。虽然他投给“左联”机关杂志或其他朋友编辑的报刊，发表肯定没问题。可夏衍觉着那样就不知道作品“合格不合格”了。于是将小说请人抄一遍（怕字迹为熟人看出），又用了一个新笔名“夏衍”，托人带到杭州，由其表兄寄回上海，投给由傅东华、郑振铎编辑的《文学》杂志。不久，作品刊出。这大大增强了夏衍的信心。

1935年，还是因为时局，夏衍在上海卡德路的一家小公寓隐居了三个月。这段期间，他创作了一部多幕剧《赛金花》。因为是第一次写多幕剧，夏衍仍然信心不足。到了第二年初可以“活动”了，他将该剧本润饰过后，仍然找人抄写一遍。托人从北平寄给《文学》杂志。该剧本借着晚清政坛形形色色情状，对现实当局大加讽喻。这当然是杂志喜欢的内容表达。很快，《赛金花》在当年四月刊出，并由此引发了关于内容的论争。

（据人民政协报）

刘兆吉用药换民谣

刘兆吉是著名心理学家，曾任西南联合大学教育系主任等职，代表作《西南采风录》影响非常广泛。有趣的是，里面的一些民谣竟然是刘兆吉当时用药品换来的。

1935年，刘兆吉考入南开大学哲学教育系。两年后，他参加学校组织的“湘黔滇”步行团。为了采集流传民间民谣，刘兆吉每天都要比其他同学晚回宿营地，为此常常把自己搞得饥肠辘辘。

步行团出发两个多星期后，便遭遇湘黔滇一带大面积的疟疾流行，为了保证团员安全，步行团特意给每个人发了6粒奎宁丸，这药当时特别紧俏，有时就算有钱也买不到。为了央求那些有才艺的老乡多给自己唱几首民谣，刘兆吉毫不犹豫地将那几粒珍贵的奎宁丸送给为自己唱民谣的老乡们。其他团员得知后，都为他的身体担心，劝他最好也给自己留两颗。刘兆吉却说：“没有什么能比多收集几首民歌更让人开心的了。再说，咱们也不能让老乡们白唱民谣，至少也应该拿出一点回报才对！”

经过一路上的辛苦付出，刘兆吉总共采集了上千首民谣。最后，他精选出771首编成《西南采风录》。该书由朱自清、闻一多、黄钰生等人作序，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据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