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古论今

王开林，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作协副主席，《文学界》执行主编。曾获得首届“湖南毛泽东文学奖”,1992年“萌芽文学奖”,第四届、第七届“《十月文学奖》”,第四届台湾“《中央日报》文学奖”等海内外多个文学奖项。

先生和先死

作者 王开林

1913年10月，蔡锷自滇赴京，去总统府觐见袁世凯，回来后，喜形于色，告诉牌友陈宧等人：“项城今天称呼我为松坡先生，很出我意料之外。”陈宧是袁氏亲信，洞悉袁世凯心机，他一脸坏笑，给蔡锷兜头浇下去半桶冰水：“他喊你先生，就是要你先死！”这句话既像是存心剧透，令人快意陡减，又如同当头一记棒喝，不中听，却能敲醒梦中人。

专制时代的政治斗争凶险莫测，尔虞我诈是常态，你死我活是愿景。中华民国建国之初，袁世凯玩弄共和于股掌之间，其假面具后的各种“高光表现”骗得国人的普遍信任，朝野之间吆喝让他担任终身总统的声音不绝于耳。对此诉求，就连孙中山、黄兴在公开场合表态，也是首肯的。少数洞烛其奸的人，如宁调元、冯自由、马君武，人微言轻，难以阻止大局弧线颓落。

1912年春，革命党人以至诚礼待袁世凯，割让诸多权益，做出不少让步，迁都北京，委曲万端，悉从其愿。打个不恰当的比喻，革命党人就像弱势的新郎，尚在蜜月中，强势的新娘（北洋势力）就把所有的钥匙、钱财、谷米、使女佣人、护院家丁紧攥在自己手中，新郎甚至不能随意进入洞房，探问究竟，他徒有名分，实则已被扫地出门，与“净身出户”无甚差别。

袁世凯虚与委蛇，和气之中暗藏杀气，他口口声声称呼对方为“先生”，心中却琢磨如何让对方“先死”。面对这位居心险恶的枭雄，孙中山表态要去创办实业，在全国范围内建成十万英里铁路；黄兴表态要去兴办农场，将岳阳君山当作试验区；宋教仁则奋力打造政党内阁，试图将袁世凯的独裁意志关进老虎笼子，使中华民国的共和成色得以显著提升。孙中山、黄兴的实业理想无碍袁世凯的野心膨胀，宋教仁的政治举措成效卓著，则极有可能阻断袁世凯的极权迷梦。袁世凯从未低估过“小宋先生”，他用巨额支票笼络过宋教仁，未能奏效，即深知这位青年俊杰志大才高，乃是他平生所未遭逢过的劲敌。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遇刺，弥留之际，他请好友黄兴代拟一道《致袁总统电文》，字字掏自心窝子：“……今国基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事后，宋案的证据链最终指向幕后主使者袁世凯，“二次革命”风潮陡起。回想起来，袁世凯的信用破产由来有迹，同盟会老会员吴禄贞被暗杀，武昌首义者方维、张振武被枪决，都是不祥的先兆，革命党高层一再姑息，遂使悲剧不断升级。

袁世凯残害异己，无所不用其极。蔡锷义愤填膺，“誓为四万万人争人格”。他摆脱特务的严密监控后，从天津乘海轮远飏，绕道越南，返回昆明，与唐继尧、李烈钧等人举行护国讨袁起义，率先敲响了洪宪王朝的丧钟。蔡锷发给袁世凯的电文不少，有道电文措辞精奇，仿佛手术刀切割肿瘤, 读之令人神往：“共和与帝制，立于极相反对地位，自帝制发生，则共和濒死。吾侪力活共和者也，今既活矣。公何能再膺总统之任？吾谓公既以帝制为生，即宜与帝制同死，若帝制死而公独生，窃为公不之取。吾侪拼掷生命，盖欲身殉共和；公犹不思退位，能无愧对帝制耶？仆为公计，能殉帝制，仍不失为英雄。”袁世凯读罢这道电文，纵非五孔出血，势必七窍生烟。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吹灯拔蜡踹锅台，一命呜呼。蔡锷的电文具有十足的宣判意味（犹如重锤敲下最后一枚棺钉），很显然，它给了末路枭雄袁世凯精神上致命一击。“人不可以极端无耻和极端邪恶”，洪宪皇帝亦概莫能外，因为极端无耻和极端邪恶是魔鬼的诱饵，食之而化，必定腐髓烂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