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贵的红色家书

谭苗玲

说起“传家宝”，人们总会联想到“镇宅之宝”。而我们家的传家宝，是一只小小的上了年份的木箱子。里面装的不是什么价值连城的珍贵文物，只是我太爷爷刘永珍的几封家书和几枚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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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太爷爷刘永珍，生于1913年，茶陵县尧水乡人。1929年参加革命，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8月随红六军团参加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参加了龙家寨战斗、陈家河战斗、著名的百团大战和细腰涧战斗等。南征北战，九死一生。历任晋察冀军区供给部副政委、湖南省军区军法处副处长、吉首军分区副政委等职。1960年晋升为大校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等荣誉。1999年因病在长沙逝世，享年86岁。

“全家好！见字如晤，近日家中可好？为了粉碎日军的‘囚笼政策’，我们部队一直坚守在前沿阵地，已经投入紧张激烈的战斗三天三夜了，这期间我们部队没有一个人睡过一个安稳觉，没有一个人喝上过一口热水。有打仗就有牺牲，如果我牺牲了，请你们一定不要伤心，不要流泪，而是应该自豪。自我参军的那一刻起，我早已将自己的生命交给了国家，交给了党，如果我的牺牲能够为谋全中国人民之解放，换来中华民族之复兴，这是无比光荣的事情。勿念！刘永珍于灵丘县东河南镇覆。一九三八年十二月。”

这是我的太爷爷刘永珍自1933年7月参加工农红军离开家乡茶陵后寄给家里的第一封书信。1938年日军在中国诱降蒋介石的同时，将进攻的矛头指向了华北地区武装壮大的共产党，并实施了“以铁路为柱，以公路为链，以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可以想象，在那交通不便、物资相对匮乏的战争年代，不要说电话，连书信都是一种奢侈，可见它多么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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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今日天色已晚，到达总兵营时，村里的商铺都是关着门的，我们部队经过两个多月的宣传发动和军事清剿，取得了振奋人心的战绩，随着当地群众觉悟的日益提高和剿匪斗争的不断深入，土匪即将土崩瓦解，回家指日可待。勿念！父湘西覆。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日”。

这是我的太爷爷刘永珍写给他的儿子、也就是我的爷爷的信。从陕北“反顽”斗争中编织的一双双草鞋，到晋绥反“围剿”用硬竹条编织的草帽和席子，再到百团大战对日军桥梁和通信网等重要技术性设备的彻底摧毁，再到湘西“剿匪”一捆捆集束的手榴弹，最后到家长里短、牵肠挂肚的嘱咐，这珍藏的每一个汉字，都在诉说着一个军人所面临的是何其艰难，革命旅途是多么的惊险。“凭君莫射南来雁，恐有家书寄远人”。其实，您的每一封书信不仅仅是寄托思念、频报平安的信息，更是细腻情感在一张纸上的真情流露。您的书信不仅仅是对理想信念的宣言书，更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者的理想追求。

“全家好！思念如风，自别离，未停蹄；相思似杨，飘满城，尽飞絮。吾甚是挂念,待春暖花开，再回家团圆。勿念！父长沙覆。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崽崽，你老爷爷又要回家团圆了！”爷爷奶奶异口同声地对我说道。我的太爷爷，从军30年都没时间回老家，退伍到地方工作之后，只回过两次老家。已是耄耋之年的他，特意在信里交代说待春暖花开再回家团圆，这个喜讯让我的爷爷的皱纹里蓄满笑意，就连我奶奶的举手投足都带上了轻快的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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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咫尺河山千里隔，一封家书半年牵。”每次拿起书信，睹物思人，总能引起我由衷的崇敬之情，掀起一场抹不去的红色记忆。我太爷爷的每一封书信都饱含着岁月沧桑、真情实感，书写着他的心意。这不仅代表对未来的憧憬，更代表着老一辈中国共产党人和无产阶级革命家舍生忘死、前赴后继的革命精神。这种精神必将名垂青史，万古流芳。

就像他信里说的那样：“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绝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战场上即使面对危险和死亡，与敌人厮杀流血流汗，我们一定要从容、坚贞”。

我的太爷爷，虽然生命停止在新世纪前夕，但是音容笑貌一直活在我们的心里。他的每一封书信都是开启我们血肉深情和家族基因密码的“总钥匙”！给予我们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指引。作为老红军的后辈，我们一定会珍藏这些家书，加倍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学习老一辈不屈不挠、坚忍不拔的革命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