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江边的旧书摊”忆往昔

兰祁峰

最近周日晚上终于不用上课。从河西回来的路上，我能有时间再去旧书摊。

（一）

多年以后的湘江边旧书摊，不复十几年前初创时的气象。

说起来，那个夏天的夜晚，是老宋、舒凡和我，还有另外三位朋友，我们6个人一拍即合，开启了自娱自乐、亦晒亦卖式的第一场练摊。犹记得那天下了一场无征兆的大雨。我们几人站上江边火车头广场的月台，一边躲雨，一边兴奋地聊着接下来要怎样。

我那时年轻，骨子里尚憋着一股幼稚的冲劲。心想，白天在学校教书是谋生，晚上才可以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可我没有策划活动的本事，那就跟着大家打打边鼓，凑凑热闹也好吧。

谁也没想到，经过舒凡的一番组织与运作，仅过一年，旧书摊竟成了书香株洲的一张名片。适逢当时的主政者颇为重视构建这座城市的读书氛围，于是拨了专款，既在原来的木质长廊边配备了多条休息坐凳，又专门搭建了一道可以伸缩的雨棚，为出摊者遮风避雨挡烈阳。

后来由她牵头，大伙又齐心协力出了一份名为《湘江边的旧书摊》的内刊，尽管因为种种原因，这份小报只出了三五期就夭折，却也因为它的传播而让当时方兴未艾的读书组织“全国民间读书年会”知晓了株洲还有我们这样一群人存在。年会组织负责人之一董宁文先生想办法联系上了舒凡，并邀请我们去参加在东莞举行的第十届读书年会。时至今日，我依然清晰地记得她那天喜笑颜开的样子：“兰老师，我们现在总算找到组织了。”

往后两三年，旧书摊的磁场愈发强劲，愿意加入到书摊队伍的人也越来越多，几百米长的廊道一时间变得一位难求。本地的书摊店主们从未像此际这般聚在一起。紧接着，岳阳的彼岸书房来了，邵阳的旧书吧来了，长沙的述古人文书店也来了。为了便于协调和管理，舒凡给常来的书摊主一一打印了标牌，我们几个都以当时的网名相称，如老宋就叫“麻袋贩书”，我的是“毕竟是书生”，她自己的则是“想飞的鱼”。与此同时，她又筹措经费，陆续给大家定制发放了两件印有“湘江边旧书摊”几个大字的文化衫，还专门设计了一款牛津布袋免费发放，方便书友提书。这样算是万事俱备，只等爱书之人来。果不其然，远远近近的书虫们闻讯而动，随即摩肩接踵，纷至沓来。

世间的事就是这样奇怪，这些五花八门，泛黄发旧的书册，在不喜欢它的人看来就是废纸，白送都嫌占地方，然而在爱书人眼中却成了宝贝，旧书摊也就成了神秘园与藏宝地。淘书的乐趣，向来不足为外人道。眼见有驾着宝马的仁兄也专程赶来，蹲守其间，旧书之于人的魔幻感便瞬间拉满。那时，但凡是天气晴好的黄昏，江边路灯一亮，你就能看见一出人头攒动的大戏上演。他们不论男女老幼，个个伸长了脖子，瞪大了眼睛，在一字排开的书摊前缓缓挪步，仔细搜寻，只要一书入眼就会暗自心喜，一番欲擒故纵、讨价还价后终于抱得好书归，实在惬意。

经常来此踱步寻宝的，还有一位大作家，那便是被誉为“中国当代短篇小说圣手”的聂鑫森老师。聂老师是湘潭人，原在株洲日报社工作，后来专事写作，退休后就住在河西。某天晚上，他携朋友慢慢踱到我的摊前，指着那一本本文史旧籍说：“这些书都不错，很多我有。”说完从中拿起一本《通假字小字典》认真翻了一翻，然后问我：“这本多少钱？”这本是一册小书，聂老师喜欢是我的荣幸。我忙说：“这本书只是个薄册，就送给聂老师吧！”不出所料，他哪肯白要，执意付钱。为了不使彼此尴尬，我只好收下，心底却也升起一种别样的敬意来。

聂老师后来撰有专文《株洲红火旧书摊》，又写有一诗《夜访株洲湘江风光带旧书摊》，一时传为佳话。他在诗中说自己“老眼未昏犹识宝，且搜珍本补箱空”，活脱脱一个嗜书如命的书痴形象。

不久，山东作家阿滢要编《中国旧书店》一书，他便在株洲地区选了聂老师的《株洲红火旧书摊》和我的《安静的书店与热闹的书摊》两篇文章。万没有想到，就因为这一列湘江边上的旧书摊，曾经身份各异，素不相识的读书人之间产生了如此奇妙的缘分。

2014年10月，株洲成功举办了第十二届全国民间读书年会。一时间，许多有名的作家、出版人齐聚株洲。会议空隙，大家迫不及待地涌向湘江边的旧书摊。陈子善、王稼句、董宁文、陈克希、曾纪鑫、安武林、黄岳年、崔文川、沈文冲、罗文华、易卫东、吴昕孺、姜晓铭……这里面哪一个不是骨灰级的书虫？面对他们，舒凡早与各摊主打好商量，要将压箱底的书拿出来，于是平日里那些难得一见的民国书、港台书，还有许多绝版书，甚至成套的线装老书，都出现了。试问爱书之人见此情景，谁不得三咽口水？置身其间，你会怀疑自己身处何处，这是内陆一个工业城市能有的景象吗？直到现在，书界大佬们那些回顾当日大快朵颐的文字，还留在《书香馀韵》的集子里。

（二）

花无常好，月无常圆。盛极而衰似乎是世间万物挣脱不开的定律。年会之后，旧书摊的顶峰也就到此了。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最核心的一点，则是旧书资源的不可再生与日渐枯竭。

株洲原本拥有众多的厂矿企业，这些企业都设有自己的图书室，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个纸质书的黄金时代，有担当的管理者多能重视文化建设，自然进得大批好书。九十年代末，随着国企改制的浪潮到来，工厂或停产或搬迁，原来的图书被大量处理，且价格低廉到让人吃惊的程度，据不少旧书从业者回忆，当时动辄整车拉、整吨拖，却还是有望书兴叹之慨。可是这种一锤子的买卖注定只是昙花一现。等到浪潮一过，原来的厂矿图书室从此进入历史，归于岑寂，大家平日里也就只能靠少量私人的图书处理来零敲碎打，更多的只有吃老本，慢慢消化存货的份了。随后手机与短视频时代来临，使得这一局面雪上加霜。好书的逐渐稀缺，还源于它一旦入了真正的藏家之手，短时间内就不可能再流通出来。

书摊上的好书一天天减少，书友们的兴致就会一天天被消磨。没有了一定的盈利，原来的摊主们也没了昔日按点到岗的热情。慢慢的，有些人退出了，有些人晚到了，有些人摆书少了。

就在几年前，作为发起人之一的老宋选择将精力腾出，重回北区去全力经营他的双元堂旧书屋。不久后，南当头的老胡则选择去神农城夜市另开新店，另辟出路。又不知从哪天起，北当头的“爆米花”书摊突然销声匿迹。紧接着是三娱书社的老姜开始变得神龙无迹，来去无定。还有原来卖过《清代版本图录》，卖过无数书签门票、年历卡、大字报的大龙夫妇，在今年初最后一次买过他的《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们。

最令人唏嘘的，是他们口中常呼的“小龙哥”，因罹患口腔癌无钱医治黯然离世。回想起来，我曾经去过他的租屋挑选东西，那一次坐上他的摩托车，一路从五桥飞驰而过。谁能想到，那么一个健壮的汉子，竟然以这种方式走完了一生。

某天，我在他人摊前碰到清瘦如竹竿的老蔡。我便忍不住问：“你为什么这么长时间都不摆摊了呢？”老蔡一脸无奈：“上次去长沙拖书，因用力过猛，一不小心扭伤了腰身，后面住院手术，现在已经不能再干这活了。”我听后默然。在我的印象中，他曾经每到傍晚时分，总要慢悠悠地从江边仓库里拉来两斗车旧书，其中许多还是从长沙、湘潭等地收来，往往物美而价廉。我在他这买过不下几百本书。许多回，他将那些书一摆开，便掏出一只口琴坐下，旁若无人地吹奏起来。每次见我走近，他就爽朗地戏呼一句：“上帝，你好啊！”那种随性自在，真叫人怀念。

这一切都成为了往昔。

如今，旧书摊上的灯光每晚还会准时亮起，平日里有些冷清，要到周末才有些人气。好在还有老齐、老柯的坚持，还有老王、龅牙哥的勤快，还有老李的“随便你给”和老刘的“下班就来”。作为多年养成的老习惯，我依然愿意隔三岔五去走上一遭，为看书，为散心，也为重温那一点过往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