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厚成
转眼间,我步入了老年行列。这似乎就是弹指一挥间的事。回首自己的人生,最难忘的是青春年华,那似一个个写在我皱纹里的故事。
在我的童年和青春年华里,我经历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运动以及参加工作后各项政治活动,我深深感到自己这一生有艰苦的磨炼,有幸福的享受,有难忘的感恩。
20世纪50年代初,在攸县的土地改革运动中,我家分到了两间房屋、三亩多田以及木床、衣柜等物。全家人欢天喜地,还燃放了欢乐的鞭炮,母亲更是兴高采烈。
1954年的春天,在全国农业合作化的热潮之中,我所在的村庄8个互助组联合起来,组建了当地最早的初级农业合作社。就在建社后不久,选择在“五四”青年节这一天,初级农业社组建青年突击队,从社里划出五亩多田给青年突击队搞试验。我虽然年纪小,但有幸成为了突击队的一员。因我当时已有高小的文化程度,大家便推选我为队里的记工员。担任突击队队长的是社团支部书记,他很热情又肯负责。从成立突击队的第一天起,他就把我们7名队员叫到他家,吃住在一起。白天参加劳动,晚上集中学习文化政治。建队第二天,我们上山自备柴火,大家不约而同地捧回了一束束映山红。队长灵机一动,布置我们以映山红为题材写诗作文,办起了“五四”特刊。刊虽然办得很粗糙,却在每个队员心中亮起了一盏红灯,照亮着我们前行的路。
突击队的头两年,我们试种了水稻间作,改单季为双季,这可是改写山区种植史的首例。在试验过程中,还推广了施饼肥和硫酸亚铁化肥,大大提高了粮食单产。记得头年改种双季稻以后,单产增长了40%多,大伙高兴极了。青年突击队受到了乡里的表扬和奖励,队员个个脸上增光,各项试验搞得更加火热,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我也在1955年5月,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组织。
1956年8月,我走上了工作岗位。在地方国营攸县人民炼铁厂做通讯员。出行的那一天,母亲特别高兴,她忙这忙那地为我准备干净的被盖衣衫等行李物品。空出了一个小木箱给我,里面装得严严实实,凡是为我所用的东西都优先于我。家里洗脸原是用个小木盆,唯恐我在外面不光彩,怕别人瞧不起,特意为我购买了一个双喜搪瓷脸盆,还特意为我准备了一餐饭,做了腊鸡、小鱼虾等几个菜。游子外出,慈母心系。她似乎有很多话要对儿子说,但眼睛里含着泪水说不出来。只是边吃饭,边问我:“我的话你还记得吗?”我呆呆地望着母亲。母亲见我发呆,又补充一句话:“就是土改时说的那些话呀!”我频频地点头回答母亲:“孩儿记住了……”母亲含情脉脉地抚着我的头,从心底里吐出一个字:“好!”临行时,母亲突然告诉我,她要送我去上班。厂里离家虽只有十几里路,可全是羊肠小道,高一脚低一脚的,还要爬一个十几米高的山坳,母亲又是个小脚女人,儿子怎么忍心啊。我执意不让她送我,左劝右劝,才劝说母亲勉强同意了。最后,我深深地向母亲鞠了一躬,含着泪水离开了她。
到铁厂后,我名义上是通讯员,实则也就是做勤杂事,扫地、打开水、送通知、传达领导指令等,还有独自步行,去山里送木炭、收购款。虽说这些事都不起眼,我却都非常认真地去完成。那时,全厂只有一部手摇电话机,连厂长接电话都要去叫门。通知开会,就得我这部“脚踏电话机”去一个个通知。而且要每个与会者在通知单上自己的姓名下签上“知”字,才算告知了与会者,全部签“知”后回复给下通知的领导才算交差,有时送完一个通知就得跑半天的腿。
铁厂炼铁的燃料是木炭,而木炭要从山区收购,收购时向农民直接付款,几角几分都要当面付清。最难得的是零钱,不像现在可以随时随地换,那时山区连个银行营业所都没有,全是由我在银行分理处提现换的。一角的、一元的背一大袋送到收购点,而且要隔三岔五送一次,来回六七十里山路。我最怕路上碰到坏人和歹徒,总是提心吊胆。我想,个人安危是小事,国家钱财受到损失就是大事。
1960年8月,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我时时记住做一个人民的好勤务员,在人生的道路上,做一名对得起党的党员,对得住母亲的儿子。
几十年过去,在建党一百周年的2021年7月,我荣获了“‘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作为当时全党710万获得纪念章的老党员之一的我,胸佩纪念章,心情异常澎湃。
如今,我虽然退休了,岁月掠过了我的身影,我再也回不到那激情奋斗的场景,我只有尽自己的微薄之力,仍旧好好生活,不辜负母亲对我一生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