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部《炎陵志》与康熙七年御祭
衡州知府张奇勋作《炎陵志序》局部（扫描）。
康熙十年《炎陵志》载有鉴定、校阅、主修、纂著人等信息的扫描页面。黄春平 提供
黄春平
前不久，一部几乎绝迹人间的康熙十年(1671年)《炎陵志》扫描本出现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之国家典籍博物馆”，使“藏在深闺人未识”甚至后人闻所未闻的、由清宗人府府丞加一级高珩鉴定、酃县（今炎陵县）贡生罗士彝纂著的首部《炎陵志》（非县志）得以重见天日。
三百多年后重见天日
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康熙十年《炎陵志》不为世人所知，包括清代以来编纂的《酃县志》《炎陵志》和1994、2019、2020年先后出版的《酃县志》《炎帝陵志》《炎陵县志》在内的文献资料都没有提及，只有罗士彝纂《炎陵述古》之说，且大多称“此书早佚”。
如道光八年(1828)王开琸纂《炎陵志》，时任酃县县令沈道宽在序言中写道：“炎陵志，附见邑乘。寥寥数篇，不足以备观览。邑人罗士彝曾为《述古》一书，书久佚。”道光十八年(1838)《炎陵志》在“例言”中称“酃邑先有罗明经士彝撰《炎陵述古》一编，久已散佚。”
同治十二年（1873）《酃县志》在“人物”卷对罗士彝的介绍也只有“罗士彝，字鼎铉。康熙辛亥，以岁贡任酃县教谕兼署县印……《鹿坡山志》皆其遗稿也……”等相关文字。
1994年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的《酃县志》称：“康熙初，县人罗士彝撰有《炎陵述古》……康熙六十年(1721)，教谕彭之昙感于《炎陵述古》散失，编成《炎陵初志》四卷。”2020年方志出版社出版的《炎陵县志》（记事下限2014年）载：“康熙初，县人罗士彝撰有《炎陵述古》，此书早佚。”
2019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炎帝陵志》，在“大事记”中罗列了自西汉至2016年的大事，只有“康熙初，邑人罗士彝撰《炎陵述古》”的记述，也没有康熙十年《炎陵志》之说。
这次中国国家图书馆罗士彝纂康熙十年《炎陵志》扫描本的出现，既可以确定这部《炎陵志》是在近期才重现于世的，也足以证明炎帝陵在古代（清代）只有四部志书。其中，康熙十年《炎陵志》(一卷)为历史上的首部炎帝陵志，其他三部分别是康熙六十年彭之昙纂《炎陵初志》（四卷），道光八年王开琸纂《炎陵志》（八卷），道光十八年酃县县令俞昌会主持重修《炎陵志》（十卷）。
罗士彝为御祭作《炎陵述古》
罗士彝，字鼎铉，酃县人。康熙十年，以岁贡任酃县教谕兼署县印。同治十二年《酃县志》之《人物卷》，称其著书颇多，其中有《炎陵述古》，《艺文卷》收录有其《上征南将军进取方略书》《上征南将军抚剿机宜书》。罗还是康熙九年版《酃县志》编纂者之一。
《炎陵述古》，实乃罗士彝为康熙七年（1668）朝廷御祭炎帝陵而作。依笔者理解和现在的说法，《炎陵述古》就是衡州府、酃县专为御祭官高珩一行来酃祭祀而撰写的关于炎帝、炎帝陵、炎帝陵祭祀规制、炎帝陵风物的情况介绍，算不得严格意义上的志书。
清代承继前朝惯例御祭炎帝陵。顺治八年（1651）八月，皇帝遣侍读学士白允谦致祭炎帝神农氏，并立祭文碑于“陵庙前廊”，但因“时山乡未靖，望祭于衡州江东岸，未尝亲至炎陵”（《酃县志》）。也就是说，顺治八年的御祭炎帝陵，御祭官没有亲临酃县祭祀，而是隔江“望祭”。
康熙七年夏，宗人府府丞加一级高珩奉旨致祭炎陵。对于此次御祭背景和行程，罗士彝在《为上大师相宗人府高念东夫子撰立戴德碑记》中云：“皇上登极之六年，亲理庶政，大赦天下。遣官致祭，以历代帝王陵寝为首务，示钦崇大典，道法同也。越明年戊申春，宗人府高大师相衔命，梯山航水，三越月，得抵我酃，以祭于炎帝之陵。”也就是说，康熙七年御祭是清朝皇帝第一次遣官在酃县祭祀炎帝陵。
高珩（1612-1697），山东淄川人，始祖高全十世孙，字葱佩，号念东，晚号紫霞道人。明崇祯十六年(1643)进士。顺治朝授秘书院检讨，升国子监祭酒，后晋宗人府府丞、吏部左侍郎、刑部左侍郎。“宗人府”是中国明清时期管理皇家宗室事务的机构。
对于这次朝廷祭祀，衡州府、酃县非常重视，不敢有丝毫怠慢和闪失。因近世兵燹频仍，典籍多毁于战火，故老凋零难寻，欲求能述先代功业、启后世明鉴者，几如凤鸟祥瑞、河图神迹般渺不可得，“虑恐祭毕，问及山川始讫、民物、风景，愧无应对。”于是，罗士彝“作《炎陵述古》一册，略呈大概，预献当事。”
对于《炎陵述古》的问世，酃县教谕田弘恕在《炎陵志序》说得比较清楚：“庠友罗子鼎铉，年少负奇，屡建词坛赤帜，旷览衡岳潇湘之胜，读九丘八索之书，于是取神农氏之本纪，增其疏略，补其缺遗，杂采方谣稗乘之言，归集编摩，真洋洋简册中之巨观也。”这就是《炎陵述古》的由来。
从《炎陵述古》到《炎陵志》
康熙七年六月十六日，高珩奉旨从京城出发，跨越千山万水历时三个多月来到酃县致祭炎帝陵。衡州知府张奇勋、酃县知县李朝事等陪祭。高珩下车就问炎帝陵的由来，罗士彝便执新纂《炎陵述古》进呈，“先生不胜击节鉴赏，并嘱其速付剞劂，以公海内知己之遇。”高珩对罗士彝之举倍加赞赏。
高珩在酃期间，还寓居罗士彝家庙，并以《致祭炎陵寓居罗祠》为题赠诗一首，深加勉励：“三湘不尽到天涯，宿德祠旁系汉槎。乱后井墟无大木，春来俎豆有神鸦。一门宗法关王政，百代书香见故家。圣世显扬努力在，齐驱江右旧声华。”受此鼓励，罗士彝倍感欣慰，攒劲精心编纂炎帝陵志。此后，罗士彝以《炎陵述古》一书为底本，在近三年时间里数易其稿并先后以书名《鹿坡山志》《炎陵志略》呈送州县，最后定稿刻印出版《炎陵志》。
罗士彝在《〈鹿坡山志〉序后》中曰：将祭祀队伍送至江畔，“复承两府面命，欲生搜罗遗书，汇集往事，以充全志”，依此可见《炎陵述古》引起了州县两府的重视，命罗士彝做更全面的搜集整理。罗即在《炎陵述古》的基础上编写了新稿《鹿坡山志》。
尔后，罗士彝对《鹿坡山志》进一步打磨完善，再以《炎陵志略》为名呈衡州知府张奇勋作序。张奇勋在《炎陵志序》中曰：“嗣后罗生执稿来，呈新纂《炎陵志略》一书，从中引经据传，颇为缕晰。遍搜外史纪鉴，斟酌经曲仪礼，亦复剀切。予躬亲履阅之余，不忍以巍巍其瞻，仍听湮没，当嘱赴投，给发刊录。”但张自述因公务辗转，《炎陵志略》刻板印刷之事竟延宕近三年。康熙十年，罗士彝再请张奇勋作序，张遂撰《序》付诸剞劂。至此，《炎陵志略》已更名为《炎陵志》并得以出版。
康熙十年《炎陵志》署宗人府高大师相鉴定，衡州府知府张奇勋校阅，新任衡州府知府佟国瑜主修，炎陵贡生罗士彝纂著。
全志设《序》（田弘恕序、张奇勋序），后有《小引》《志辨》《总记》（炎陵八景、神农氏说、炎帝称说、神农像说、炎帝纪姓、炎帝纪宗、炎帝纪统、炎帝纪官、炎帝纪乐、创造之制、德化之教、派衍之别、疑冢之疏、陵殿之图、物产之异、灵应之奇、神感之速）；《祭礼》（注、陈设行礼之图、祭仪、祭器、祭牲、祭品、祭典、祭词）；以及《御祭文》《附编》（重修炎帝庙碑记、为上大师相宗人府高念东夫子撰立戴德碑记、《鹿坡山志》序后）；《诗咏》（诗十九首）《附记》等篇目。全书六十四个页面，共约一万一千言。
《田弘恕序》《张奇勋序》《〈鹿坡山志〉序后》，详细记述了《炎陵志》的编纂过程；《炎陵八景》具体介绍了流传至今的炎帝陵及周边的八大景观，即味草清风、洞嶂空明、异树飞香、鹿禽和叶、云秋雨霁、沙间游鱼、杨洲春芳、虬张古木；《御祭文》选录明清御祭文六篇，其中明朝五篇、清朝一篇即康熙七年祭文。
在汗牛充栋的中国古籍中，三百五十四年前由酃县贡生编纂的《炎陵志》能收入国家图书馆（京师图书馆）并珍藏至今，应该与二品官高珩在清朝廷的影响力，以及高珩领旨亲临酃县祭祖、担任《炎陵志》鉴定人有很大关系。其重见天日，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附：清圣祖康熙七年（1668）告亲政致祭文
维康熙七年，岁次戊申，六月戊辰朔，越祭日庚辰，皇帝遣宗人府府丞加一级高珩，致祭于炎帝神农氏曰：自古帝王，继天立极，功德并隆，治统道统，昭垂弈世。朕受天眷命，绍缵丕基，庶政方亲，前徽是景，明禋大典，亟宜肇修。敬遣专官，代将牲帛，爰昭殷荐之忱，聿备钦崇之礼。伏惟格歆，尚其鉴享。
(作者系炎陵县炎帝文化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