弦歌不辍罗霄山—— 茶陵历代书院的千年回响

茶陵秩堂，茶陵县立列宁高级小学校旧址，前身为建于明崇祯十七年的雩江书院 焕然一新的洣江书院

谭金良

在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深处，茶陵是一方独特的地理存在。它是中国唯一以“茶”命名的行政县，因地处“茶山之阴”，又传说炎帝神农氏“崩葬于茶乡之尾”而得名。这片古老的土地，不仅氤氲着千年的茶香，更流淌着绵延不绝的书香。

茶陵虽为山区小县，但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其文教之盛，令人惊叹。自宋至清，茶陵共兴建书院（含社学、义社）38所，其中29所延续至清末。在崇文重教的氛围下，茶陵学子在科举场上屡创佳绩，历代共考取进士127人，状元、榜眼、会元俱全。这一串串闪光的数字，不仅领跑湘东，更在湖湘文化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宋韵初啼：

将军剑气里的儒学开篇

“书院”二字，初见于唐。唐玄宗开元年间置丽正殿书院，但这尚属于朝廷藏书修书的官方机构。真正意义上讲学授徒、传道授业的书院，则发轫于五代之白鹿洞，而大盛于两宋。

茶陵的文教之光，便是在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被点亮的。最初的县学建在县城西南的狮口山（今茶陵一中所在），南宋时迁至紫微门外。随着程朱理学的南下，白鹿洞书院的学风翻越罗霄山脉，吹进了茶陵的溪谷。自此，茶陵开启了官学与书院“一体化”的历程，宋一代便考取进士71名，元人李祁曾自豪地记录道：“科目兴，士多由学校出……茶陵学校，于湖湘为盛。”

在茶陵书院史上，明经书院的诞生尤为传奇，它不仅是茶陵第一所书院，更承载了一段“武将重文”的千古佳话。

南宋绍兴二年（1132），名将岳飞率军追剿曹成部，驻扎于茶陵火田。彼时战乱频仍，人心惶惶，而火田当地的望族尹彦德却做出了惊人之举。他宰杀耕牛，置办美酒，连续三天犒劳岳家军，更亲自走入军营，发表演说以鼓舞士气。这一义举，“令六师之气不战而先夺”，极大地助推了战局的胜利。

岳飞感念尹彦德的豪情，同时也敏锐地察觉到这位乡绅虽富甲一方，却在文化传承上略显单薄。临别之际，岳飞语重心长地对尹彦德说：“君，长者也。富而无文，当一经教子，后必有显者。”言毕，挥毫泼墨，题写了“一经堂”三字相赠。

这三个字，如同一颗文化的种子，深深埋进了尹氏家族的土壤。数十年后的淳熙十六年（1189），尹彦德之子尹士望不负厚望，扩建“一经堂”，在东侧修筑讲堂、斋舍与藏书楼。史载其地“前环流溪，远挹高峰，植槐种竹，以为挟游憩之地”。书院落成后，取“经学之传，所望于善学者之有以明之也”之意，定名为“明经书院”。

从“一经堂”到“明经书院”，一位叱咤风云的将军与一个耕读家族，在烽火岁月中完成了一次精神的契约。此后，严塘的南溪书院、官办的紫微书院相继而起，宋代茶陵书院数量一举跃居湖南第三。那琅琅的读书声，开始压过了山间的风雷声。

元代坚守：

乱世孤岛上的文明火种

元朝，对于中国儒生而言，是一个漫长而晦暗的冬天。统治者废除科举，轻视儒术，甚至有“九儒十丐”之说。然而，在这万马齐喑的时代，茶陵却成为一个文化的异数。

元代统治者虽然在政治上压制汉儒，但并不禁止民间办学，甚至为了笼络人心，偶尔诏谕提倡。茶陵的士绅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线生机，将兴学视为家族存续的根本。这一时期，茶陵书院不降反增，东山、明经、南溪、杜陵等5所书院交相辉映，数量位居湖南第二。

其中，杜陵书院的创建，是茶陵士人风骨的缩影。高陇李氏基祖李余，曾任茶陵州同知，其后代定居高陇龙溪中州。元至元年间，做过浙江儒学提举的李祥淑卸任归乡，他不愿在元朝官场沉浮，转而创设杜陵书院，自任山长，“日率子弟潜心圣贤，涉猎经传”。到了他的孙辈李祁，同样辞去浙江儒学副提举之职，回乡掌教。这所书院虽毁于元末兵火，存世时间不长，却奇迹般地培养出士子100多人，其中进士3人（李元奎、李朝端、李祁）、举人8人。在那个读书无用的年代，杜陵书院如同一座孤岛，守住了儒学的尊严。

而东山书院的成就，则更是堪称文化史上的奇迹。

元大德八年（1304），陈仁子创建东山书院。这不仅是一所教学机构，更是一个拥有360亩学田、集讲学、著述、刻书为一体的学术中心。茶陵地处偏远，却因东山书院而成为当时全国知名的图书刻印基地。

最令人称道的是，元大德九年（1305），东山书院刊刻了沈括的《梦溪笔谈》。这部刻本采用蝴蝶装，开本宏朗，版心精小，字体劲秀，用皮纸精印，被后世公认为《梦溪笔谈》现存最早、最精良的版本。时光流转六百余年，这套出自茶陵山沟的古籍流落海外。1965年，经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国家不惜重金从香港购回此书。如今，它静静地躺在国家图书馆的珍本库中，作为中华文明的稀世珍宝，无声地诉说着当年茶陵书院的学术高度与工艺水准。

寒门与望族：

清代科举盛世背后的推手

明代，随着王阳明“心学”的兴起，讲学之风复振。弘治十七年（1504），知州林廷玉倡建州立洣江书院，设“主敬、行恕、修德、凝道”四斋，以心性之学教化士子。

但茶陵书院真正的鼎盛期，是在清代中晚期。道光之后，茶陵科场迎来了一次史无前例的“井喷”。

据统计，从道光十八年至光绪三十年（1838—1904）的66年间，茶陵共有7人考中进士。这其中，不仅有道光二十五年的状元萧锦忠，还有光绪六年的榜眼曹诒孙、光绪二十年的榜眼尹铭绶，以及光绪三十年的会元谭延闿。更不用说那位出身寒门、官至两广总督的谭钟麟。

“茅屋出宰相，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些活生生的例子，极大地刺激了茶陵各个家族。无论是名门望族，还是寒素之家，都将办书院视为改变命运的唯一通道。

石陂刘氏，元明时期曾有“一门五进士”的辉煌（包括翰林学士刘三吾），入清后一度沉寂。为了重振家声，他们在萧锦忠高中状元后，迅速建立梓林书院，试图唤醒家族沉睡的文脉。

河坞周氏，虽非科甲世家，却不甘人后。在同宗周鼎、周焘考中进士后，全族士气大振，集资兴建风冈书院。在《风冈书院记》中，族人毫不掩饰地写道：“将他日身列风池、名登凤阁……”这种对于功名的赤裸裸的渴望，正是那个时代底层家族向上流动的原动力。

而最为感人的故事，发生在谭氏家族。

茶陵谭氏，历代进士多达20余人，是当之无愧的“湖湘望族”。但在光鲜的榜单背后，是无数寒门学子的血泪奋斗。晚清名臣谭钟麟，出生于石床一个贫苦家庭，少年时甚至“家贫不能供粥”。为了读书，他白天在蟠藤仙塾馆教书糊口，晚上则独居古庙，借着微弱的灯光苦读。谭延闿在《文勤公行状》中回忆父亲：“诵习常至夜分，所处绝困厄，非人所堪，而志气弥厉。”

正是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让谭钟麟在显达之后，对教育倾注了极大的心血。他捐银五百两，置田三百余亩，将石床谭姓的蟠藤仙塾馆扩建为书院。他深知，对于像他这样的贫家子弟，一所免费的书院，往往就是通向广阔世界的唯一桥梁。

除了传统望族，新兴的富裕阶层也加入了办学大军。枣市的苏氏家族，虽无显赫官位，但家底殷实。嘉庆年间，苏家读书人苏联元倡议创办寻乐书院，一家便捐田百亩。后经扩建，寻乐书院拥有正栋三进、房舍八十余间，学田多达一千余亩，其规模之大、资产之丰，稳居茶陵书院之首。

跨越边界的讲台：

龙江书院的客家梦想

清代茶陵书院的繁荣，还体现在一种开放与包容的格局上。

在茶陵、酃县（今炎陵）、江西宁冈三县交界的砻市，有一所特殊的龙江书院。这是由茶陵客家人牵头，联合三地客家宗族共同创办的。

作为外来迁徙族群，客家人有着强烈的危机感和通过科举融入主流社会的愿望。龙江书院的建筑布局极讲究，设有明道堂、文星阁，以及启秀、珍席、锦心、漱芳、梯云、步月六斋。从“启秀”到“梯云”“步月”，这些斋名层层递进，寓意着学子从蒙童到秀才，再到平步青云、蟾宫折桂的完整晋升阶梯。

这所书院打破了行政区划的限制，成为湘赣边界客家文化的精神堡垒。在这里，不同籍贯的学子同堂受教，书声琅琅中，寄托着客家人耕读传家、出人头地的集体梦想。后来，这里成为朱毛会师的圣地，那是另一种红色的历史叙事，但其根脉，依然深植于茶陵尊师重教的土壤之中。

至清光绪三十年（1904），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新学兴起，书院的历史使命渐趋终结。彼时，茶陵境内共修复、续办、创建各类书院29所，数量位居湖南各州县之首。

今天，当我们回望这漫长的千年岁月，茶陵书院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那些枯燥的数字或残存的断壁残垣。

它是一种精神。是岳飞“一经教子”的殷殷期盼，是东山书院雕版工匠的精益求精，是谭钟麟古庙夜读的寒灯孤影，也是无数茶陵人无论贫富贵贱、战乱兴衰，始终不曾放下的书本。

书院虽已远去，但那融入血脉的文化基因，早已化作茶陵大地上的山魂水魄。在今日茶陵的校园里，在寻常百姓的厅堂间，我们依然能清晰地听到那穿越千年的弦歌之声，不绝如缕，响彻罗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