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仙湖上的碉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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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向东

我总是绕远。

在酒埠江下了高速，回老家祠堂前有两条路，到了分岔路口，我总习惯方向盘往左打，拐上经过官田的那条路。

当然，这不是因为这条路地势低，一路贴着酒仙湖走，风景好，也不是因为沿途农家乐多，热闹。我绕远，只因为这条路穿过官田——小时候总想，到了官田，外婆家就到了；外婆家到了，就能看看酒仙湖里的碉堡了。

一

这座碉堡建于1932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官田是湘东重镇，挨着莲花、茶陵。攸县苏区建立后，为围堵红军，国民党政府修了两座碉堡、几百米战壕，这碉堡就是那时留下的。1960年酒仙湖建成，碉堡便“泡”在湖里面了。

传言说，碉堡四周死过不少人，阴气重，吓得大家不敢靠近，我们只敢站在几百米外远远“望”。它蹲在水里，像座沉默的黑塔，除了模糊的轮廓，什么也看不清。

碉堡，我“看”过很多次，但总觉得不够，老想站到对面的湖岸上，凑近了看个仔细——不为别的，只为能在伙伴面前“装逼”。

山里的孩子，村子就是他的全部天地，外婆家就是最远的远方。一把铁丝弯的枪、一本卷边的小人书，甚至一个苹果，都是能向伙伴显摆的资本，享受那被围着、羡慕的目光。

那会儿，碉堡只在电影里见过，祠堂前的孩子很少见过实物。要是能近距离看看，知晓它的子丑寅卯，在伙伴们眼里就是见过世面的人，他们就会围着我，甚至巴结我，听我讲碉堡的故事——这可比有玩具枪、小人书带劲得多。

去外婆家不容易，得翻山越岭，还要“穿越”酒仙湖。一趟下来，像经历一次小小“长征”。

那时环湖公路还没修，“穿越”酒仙湖要靠“汽划子”摆渡。“汽划子”吨位小，走得慢，一路喘着粗气，像上了年纪的老人家。

去外婆家，妈妈总会带一个孩子，家里孩子多，带谁？妈妈先丢出一句话试探：“明日我去外婆屋，你们要记得把猪崽子喂饱哦。”

妈妈话里话外没指明带谁去，但又明明白白地点明了会带谁去：五姊妹中，我最小，我可喂不了猪呀。

姐姐们不死心，争着喊：“带我去！带我去！”胳膊举得老高，嗓门一个比一个大。可最后被妈妈牵着手出门的，总是我。妈妈说：“他还小，离不得我。”

这样的理由粗暴得不讲道理。

起初姐姐们还争，后来彻底明白，她们学会了撇嘴，假装不在意，可等妈妈和我出了门，她们的眼睛就眨巴眨巴跟着我们背影，一直跟到路拐了弯。

二

赶“汽划子”，得先走七八里山路。路凹凸不平，曲曲弯弯，藏在山影里，凉飕飕的。我不怕走路，就怕两边黑林子里突然蹿出什么鬼怪。要是林子里忽然响起枯木掉落声，也能吓得我惊叫。妈妈怕吓着我，一路攥紧我的手，一刻不松。

到码头时，妈妈和我已气喘吁吁。还好，“汽划子”也才靠岸。

上船后，妈妈不让我在船头逗留。船头风高浪急，她总不由分说地牵着我，穿过甲板上的熙攘人群，径直走进昏暗的船舱。

妈妈寻个位子静静坐下，我趴在她肩头，目光越过船舷，一眨不眨地凝望前方。

酒仙湖水面开阔，闪着墨绿色，像一块蓝底白花的夏布翻涌在山间。

妈妈的目光投得很远，深深的，像是要穿过这片浩渺的水，直接落到对岸的家。

“妈妈，看！碉堡……”

当那个灰黑、圆墩墩的轮廓从远处青山一角探出头来，我就手指前方，兴奋地喊起来。

碉堡是酒仙湖上的航标，也是官田的无字路牌。看见碉堡，官田就不远了；官田到了，外婆家就到了。

外婆家窝在官田的一个山坳里，叫双木冲。下了“汽划子”，爬个小山丘，再下一段长陡坡，走到第二户，那门楣矮矮、木色发黄的，就是外婆家。

双木冲就像它的名字，四面都是长满密树的山，阳光只能从叶缝里漏下来。这里又小又静，左邻右舍共六户，稀稀拉拉撒在山坳里，鸡鸣狗吠传过来，都带着空荡荡的回音。

在这山坳里，出行十分不便，买油秤盐扯布这些平常事，都得攒到一起，再跑到山外镇上去。

作为孩子，我不关心柴米油盐，只关心玩。

说到玩，外婆家比不过祠堂前。

祠堂前是个大村子，供销社、食品站、圩场都在这儿，卫生院、中学、农机站也离得不远。围着谢家祠堂，高高低低住着四五十户，二百多口人，细伢子尤其多，和我同辈的就有二十多个。你想想这村子，该是要多好玩有多好玩，要多热闹有多热闹。

一想到外婆家的冷清，我心里就矛盾：一方面很想跟妈妈去，另一方面又不想多住。心里仿佛有两个小人打架，一个喊吃墨李姜糖，一个嚷“玩打仗”“踢盘子”。妈妈对我摸得精准，出发前总跟我讲好：住两天，不能反悔，不能吵。

结果呢，往往住一天，我就开始吵着回家。尤其晚上，冷清、漆黑的双木冲更让我归心似箭。可隔山隔水的，哪能说回就回？我可不管，只管哭，只管闹。

这样的事多了，外婆见妈妈又带我来，劈头就是一句：“哎呀，你何事又带他来啰。”妈妈只能不好意思地苦笑，把我往身后藏了藏。

那天晚上，我那“回家”的闹剧又准时开演。先哼哼唧唧，继而号啕大哭，大家轮番上阵，都哄不好。舅舅连夜做了个弹弓放枕头边，没用。外婆吓唬我，说老鼠来了，咬人，我把头埋进被子，哭得更凶。

最后，常常是妈妈、外婆和我三个人都没法睡。舅舅让表姐表哥们配合，把床板弄得“嘎吱”响，又发出类似野兽的低吼声。妈妈故意发颤说：“哎呀，老虎来了，莫作声……”我吓得屏住呼吸，把妈妈抱得死死的。可恐惧过去，那想家的蛮劲又上来了，蹬被子，扯妈妈头发，闹个不停。

忽然，妈妈像下了个大决心，贴着我脸说：“莫吵了，明天带你去看碉堡，走近看，让你看个仔细。”

这句话像一道魔咒，立马止住了我的哭闹。

三

妈妈没骗我，吃完早饭，她就攥着我出了门。

翻过一道土坡，放眼一望，山脚下的酒仙湖笼在一片薄雾里，静静漾着波纹。

终于来到离碉堡只有十来米的湖岸，我挣开妈妈的手，又蹦又跳，眼睛直勾勾盯着碉堡，满脑子就一个念头：可算看真切了！

碉堡比我想的要大，像是从水里长出来的，下半截浸在湖水里，沾着碎渣；上半截是黑灰色墙头，露出几道歪扭裂缝，几根树藤稀稀拉拉爬在墙面，墙上的射击孔黑乎乎的，活像外婆深邃的小眼睛。

妈妈告诉我：“当年红军和国民党在这里打了几次大仗，好多红军战士牺牲在这碉堡的枪口下……你看，墙上那坑坑洼洼掉了皮的地方，就是子弹打的。”

“妈，那为啥不把它炸了呀？留着它干啥？它可害死了好多红军呀。”我仰起脸不解地问。

妈妈轻轻摸摸我的脸，认真地说：“这碉堡可不能炸，它洒满了红军战士的血，见证了咱们的胜利……是勇敢的丰碑，胜利的丰碑呢。”

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望着碉堡上那些深浅不一的枪痕，想起妈妈说的故事，不由自主挺直小身板，学着电影里潘冬子的样子，对着湖中碉堡，认认真真敬了一个礼。

风从湖面吹来，仿佛带来了红军战士们冲锋的身影：他们有的举着步枪，稳稳对准碉堡射击；有的拼尽全力，把手榴弹一颗颗投向碉堡；有的扛着炸药包，匍匐前行，塞进碉堡缺口……这一幕幕清晰得像在眼前，就这样跟着风，深深映进了心里。

四

最后一次看碉堡，是1985年，我在攸县三中读高二。一个周末，我约上同学，从酒仙湖大坝乘“汽划子”去官田，特意带他看这旧迹。那时的碉堡早已不复旧貌，三分之二的墙体垮塌，大片滑进深水，只剩下些嶙峋的乱石堆，半淹在浑浊的湖水中。

之后几年，湖水仍日复一日啃噬着碉堡残存的骨架。到1989年，最后那点痕迹，彻底沉入了幽深水底。

表哥告诉我碉堡垮塌的消息时，我已参加工作。听到这话那一刻，心里忍不住“咯噔”一下。毕竟，那座灰蒙蒙、沉默矗立的碉堡，曾装满我童年的遐思，深藏着对官田、对外婆一家的念兹在兹的依恋，更承载着对红军、对老一辈革命先烈的无限敬意。

虽然，碉堡永远沉进了酒仙湖深处，连像样的告别也没有，但它深深刻进我脑海里，与那些伴随我成长的遐思、念想、敬意一起，立成了一道永不坍塌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