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

田 瑛

山径旁的花独自开着，在无人经过的时辰里舒展到极致。我望向它，忽然想起走在人群中的母亲——她不言不语地生活在山冲里，可与那里的女人，总隔着一层透明的距离。

无论放到哪里，她身上都会洋溢出一种与周遭格格不入的贵气。不是金银堆砌的那种，而是骨子里透出的洁净与秩序，像宋画里留白的部分，寂静里自有山河。

乡下的房子是黄土夯筑的，墙上有雨水流过的痕迹。母亲每日清晨拖地，清水一遍遍浸过土坯，久而久之，地面竟泛出青瓷般温润的光泽。村里人来串门，总在门槛外跺跺脚，说：“你们家地亮得照人，不敢踩。”

别人家是热闹的——农具靠在墙边，稻草屑在空中飘，孩子的衣服搭在椅背上，生活的声响与痕迹毫无遮拦。我们家却不同。母亲将日子过成了宋时庭院的格局：一桌一椅皆有位置，碗筷摆得端正，连晾在竹竿上的衣服，肩线都对得齐齐整整。

还记得童年睡的雕花木床上有许多鸟雀，它们在那里叫了几十年。母亲每天用湿毛巾擦拭，那些暗红的漆面便泛出一种说不出的光。村里妇人的床铺上，常散落着碎布头、线团，被褥里裹着人的浊气。我家的床，麻布蚊帐永远平整地压在雕花帐板下，无论铺的是草席还是竹席，边角都熨熨帖帖的。

最难忘的是一床草布席。乡下席子睡久了，中间总会磨出洞来。别人家要么将就，要么换新。母亲不。她将破洞处小心剪去，又从旧床单上裁下尚且完好的部分，一针一线补上去。补丁与原来的席子长在一起，竟成了别致的纹样。

有讲究的客人见了，摸着席子问：“这花纹特别，哪儿买的？”

“俄罗斯买的。”

那时中俄关系正亲密，村里人听说过“苏联老大哥”，却不知道俄罗斯在哪儿。她们更不知道，我的母亲生我们前在城里工作，还是县里第一批学开拖拉机的姑娘。她握着方向盘驶过尘土飞扬的土路时，大概也不会想到，自己日后会在黄土屋里，把一句玩笑话说得那样平静。

问的人信了，点点头，又说：“怪不得，洋气。”

母亲的幽默是冷的，像井水，表面平静，底下却藏着整个夏天的清凉。她从不解释，任由那些话语在村里流传。后来有人说，田家的女人用的都是外国货。

母亲的床，谁也不许随意坐。她不曾明说，可每当有邻居来聊天，不经意靠上床沿，第二天，床单必已洗净晾在院中。阳光穿过麻布，透出清淡的皂香。

那是上海肥皂的味道。浅黄色的长方体，用牛皮纸包着，在供销社的柜台里要凭票才能买到。母亲用它洗衣、擦身，甚至放在衣橱里。于是整个家都浸在那股幽香里——不是花香，不是脂粉香，是干净的、理性的、带着距离的气味。母亲从那里走过，那香气便跟着她，成为她身体的一部分。

她醒得总比鸡鸣早。天还灰着，就提着马灯去田头看水。回来时，扁担在两肩轻盈地颤，桶里的水清亮如镜。母亲说：“要挑最早的水，晚了，水就浑了。”

别人家开始炊烟升腾时，母亲已收拾完院落，坐在晨光里梳头。她的头发永远一丝不乱，在脑后挽成圆髻，用黑色的网兜罩住。于是当村里妇人忙得鬓发散乱时，母亲总显得清闲——她只是把时间往前赶了半步，或者，往后挪了半步。

我是老四，下面还有个弟弟。家里做事，姐姐们总是抢在前头，得了麻利能干的名声。我慢，躲在后面，看母亲怎样把抹布拧得不干不湿，看她怎样将晾干的衣服叠出棱角。那些旁人忽略的细节，我都看在眼里。

后来我离开村庄，在城里工作。办公室的玻璃窗要擦到看不见玻璃，文件按日期排列得像书页，工作计划总要提前想好三步。起初我们的办公室在车间，我管文明生产，我去了，那里有了文明生产管理制度，我们几个女人的办公室，总是弄得比机关的还整洁干净。有人说我有洁癖，我说不是，是母亲，在照见我。

后来忙碌，只要听到母亲来我家，我都会用心收拾，生怕她哪里不舒服。可母亲对我是包容的，她说，我工作，带娃，还有老人要伺候，可以随意点……

我心里非常清楚，我早已在另一条路上与母亲遥遥相随。我们共用同一套生活的语法：简洁、有序、留白。她用在黄土屋里，我用在水泥格子间；她经营的是三餐四季，我经营的是车间管理和报表会议。可底子里的东西是一样的——对混乱的本能抗拒，对残缺的从容修补，在有限中开辟无限的耐心。

母亲87岁了，不见一根白发，头发带卷，梳得整齐。她领我到她的房间，被套折叠整齐，散发杀菌凝露洗的香味，我闻了闻，问哪里买的，比蓝月亮好闻……她拿出一个盒子，一粒粒晶莹剔透的洗涤丸，还有防串染吸色片给我看，我瞬即下了一单。

我忽然明白，母亲一生所做的，不过是在尘土飞扬的人世间，固执地划出一块干净的地方。这干净不是逃避，而是一种深情的抵抗。

母亲不到五十岁就回了城，她的精致，没有几个城里婆婆能敌。没有人知道她来自农村。

早几日，与母亲在冬日暖阳下散步，夕阳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一直延伸到我的脚边。我们的影子重叠的部分，分不清哪是她的，哪是我的。或许本来就不必分清——有些东西，就是这样在无人注意的路径上，静静地完成不同的传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