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文彪
听长辈说,我开口甚晚,到了三四岁依旧金口不开。母亲为此焦灼万分,省吃俭用带着我四处求医,直到医生诊断只是“语迟”并无大碍,她悬着的心才落了地。她甚至自我安慰地信了那些乡野偏方里的吉利话:“语迟的孩子命好。”
到了入学的年纪,母亲领着尚有些木讷的我去学校报名。老师见我半天憋不出一句话,当即有些迟疑。母亲虽目不识丁,却深知没文化的苦,见状急得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近乎哀求地为我争取机会。老师心软了,让我写名字、做算术。当我工工整整写下名字并迅速算出考题时,老师眼中流露出的惊喜,让母亲瞬间转忧为喜,那不住道谢的身影,至今印刻在我脑海。
入学后,我不负母望,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三年级时,我考了全区第二名。当晚班主任登门报喜,并建议母亲给我置办一身新行头去区里领奖。母亲送走老师后,喜忧参半:喜的是儿子争气,忧的是家徒四壁,何来余钱?
母亲向来要强,从不愿开口求人。为了让我体体面面地去领奖,她咬牙捉了家里仅有的几只下蛋母鸡去集市卖了,为我缝制了一套新衣,还买了一双我梦寐以求的球鞋。那一年,少了鸡蛋换油盐,家里的日子过得更加紧巴,但我身上的新衣,却在那个贫瘠的年代里熠熠生辉。
父亲早逝,生活的重担全部压在母亲瘦弱的双肩上。那时出行基本靠走,一次随母亲走亲戚,十来岁的我在国道上看着呼啸而过的大客车,心生向往,便谎称脚崴了,闹着要坐车。为了省下那几块钱车费,母亲竟二话不说,背起我就走。那十多公里的路啊,我趴在母亲背上心安理得,直到抵达亲戚家,看着母亲汗如雨下、几近虚脱的模样,那份少不更事的“耍赖”带来的快意才瞬间化作了巨大的羞愧。这份愧疚,像一根刺,扎在我心头几十年。
家里虽穷,母亲对做人的底线却守得极严。“人穷志不短”,是她的口头禅。有次我和小伙伴偷摘了邻家的桃子,母亲得知后,气得满脸通红,那是她第一次对我发那么大的火。在她的严厉监督下,我退回了桃子并赔礼道歉。那一顿打,打掉了我的贪念,也打正了我的人生观。
后来,我离家创业,却遭遇惨败,生活重回困顿。为了东山再起,我决定远走邻县。临行前,母亲从怀里掏出一个层层包裹的布包塞给妻子。打开来看,里面有整票,更多的是毛票和分票。妻子推辞不收,母亲却执意塞过来。看着这堆带着母亲体温的零钱,我们夫妻俩眼眶泛红——这哪里是钱,分明是母亲从牙缝里省下来的一片血肉啊!
那一刻,我在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混出个人样,接母亲去城里享福。
起初在异乡的日子艰辛异常。母亲心疼我们,常大老远赶来看望。每次来,她那瘦弱的身躯都背着沉甸甸的自家种的蔬菜。接过那勒得肩膀生疼的背篓,我常忍不住鼻酸:如此瘦弱的母亲,究竟是哪里来的力气?
后来日子好了,我买了房,数次想接母亲同住,她总以“习惯乡下”为由推脱,其实是不想给我们添乱。为了联系方便,我给她买了手机,可她年事已高,只会接听。有次我因忙碌几天没打电话,她担心出事,又不会拨号,急得满村找人帮忙。当听到我的声音报平安时,电话那头传来的松了一口气的叹息,让我瞬间泪目。从此,无论多忙,每天一个电话成了我雷打不动的习惯。
岁月流转,母亲年逾古稀,身体每况愈下。我们强行将她接来身边照料,可此时的她,吃穿已无兴致,常年卧床。即便在病榻上,她关心的依然是我们吃得好不好、工作顺不顺,唯独对自己受的病痛只字不提。
如今,母亲已驾鹤西去。母亲节时,我再也看不到那个蹒跚的身影,再也听不到那声温暖的呼唤。
母亲虽已离去,但她的音容犹在,精神永存。如有来生,换我来守护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