擂钵里的故事

制图/王玺

吴红亮

新市老街的青石板路，像浸在一层薄薄的油光里。我踩过那些被几代人磨圆的棱角长大时，街下桥头洲上刘婆婆家的擂钵声，是清晨最准时的闹钟。那只黑陶擂钵蹲在她家门槛边，粗粝的内壁盛着半钵清水，木擂棍一杵下去，“咚咚”的闷响能荡过半个洲。

母亲的擂钵是外公送的。那年我刚落地，母亲胸前的布兜总空着，她抱着我坐在火架子边垂泪。外公便从集市上买来只擂钵，陶质粗得能摸到细密的砂眼。现在钵沿缺了个小角，据说是外婆当年摔的。每天天没亮，母亲就搬个小板凳坐在灶间，把新碾的稻米倒进钵里，木擂棍握在她手里，像握着根救命稻草。“要顺着力道打圈！米才出得来浆。”外公站在一旁提醒。母亲的胳膊很快酸了，额角渗着细汗，擂棍在钵底划出单调的弧线。白花花的米浆渐渐裹住擂棍，她就往钵里添点温水，继续擂。等米浆变得稠稠的，兑进烧开的米汤里，再撒把炒香的芝麻，就是我的口粮。

我总在那股清甜的米香里醒过来，看母亲用粗瓷碗盛着米糊，吹凉了，才喂进我嘴里。后来我能扒着桌边看大人吃饭了，擂钵的用处也多了起来。用来擂菜，擂菜不要放油，轻轻抖抖，慢慢擂擂，菜便黏稠，好送饭。初夏青辣椒刚出新，母亲就从菜园摘些回来，连同蒜瓣、豆豉一起扔进擂钵。木擂棍“咚咚”地碾下去，辣椒的呛味混着蒜香升腾起来，呛得人直打喷嚏。她一边揉鼻子一边笑，说这就是“擂辣椒”，拌进白米饭里能多吃两碗。我趴在桌边，看那些红的绿的碎末在钵底打转，最后变成一碗油亮的酱，浇在热饭上，蒸腾的香气能勾得人忘了自己的生辰八字。看见家人吃得那个欢啊，我也嚷嚷着要吃。母亲迟疑了一下，便用筷子沾了点涂在我的嘴巴里。我被辣得流出了眼泪，可望着母亲的笑脸，我也破涕为笑。从此，我也与辣椒成了分不开的欢喜冤家。

老街桥对面的爱婆（外婆）是最会用擂钵的人。她的擂钵比母亲的大一圈，黑得发亮，据说是她嫁过来时带的嫁妆。爱婆牙掉得早，说话漏风，却总爱坐在门口擂东西。春天擂香椿，夏天擂黄瓜，秋天擂南瓜籽，冬天就擂萝卜干。有回我放学过桥去爱婆家，见她正往钵里放晒干的橘子皮，擂棍擂得慢悠悠的。“这是给重孙擂的，泡水喝败火。”她抬起头冲我笑，缺牙的嘴漏出风来，像风吹过老街的屋檐。爱婆没了牙，什么都得先用擂钵擂碎后吃。爱婆笑着对我说：“擂碎了吃，又有味又好消化。”外婆后来连擂棍都握不稳了。她的女婿也就是我父亲便造了只更小的擂钵给她，更小的擂钵，在我们那也叫“抖钵”。

父亲做的擂钵比壮汉的拳头大不了多少，是农具厂翻砂车间浇铸的，生铁铸的钵。外婆坐在竹椅上，用小铁棍慢慢捣着煮软的红薯，捣成泥了拌点白糖，一勺一勺慢慢抿。偶尔舅妈也会用小擂钵把炒熟的豆子和炒米擂成粉，撒在用大擂钵擂好的糯米饭里做成糍粑，香喷喷的，加点糖甜甜的，至今口里还有余香。透过外婆家的木窗格子，阳光在外婆银白的头发上跳着碎金似的光，也落在那只小小的擂钵上，把铁质的纹路照得发出幽幽的光。

如今回老街，九几年筑的水泥街路的油光淡了，刘婆婆家的老屋没了踪迹，外婆的竹椅也不见了。母亲的擂钵还在老家的灶间里，钵底结着一层暗红的酱色，像沉淀的岁月。有回我试着拿起擂棍，刚擂了两下，木柄上残留的温度忽然漫上来，那是母亲当年手心的汗，是外婆慢悠悠的劲道，是整条老街在晨光里的呼吸。擂钵里的光阴原来从来没走，它就藏在那一声声“咚咚咚”的闷响里，藏在辣椒混着蒜香的热气里，藏在我们每个人长大的日子里。一擂，就软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