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湖南士人的近代报刊阅读
阳海洪
在湖南自办报刊之前，湖湘士人对近代报刊的阅读和接受，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嘉道时期，主要以魏源为代表。他们认为西方舶来的报刊只是了解“夷情”，制定对外策略的重要渠道。二是咸同时期，主要以郭嵩焘为代表。他们从士绅参与公共政治生活的角度出发，更多地看到了报刊的“言论”功能。“报刊”作为西方“长技”，相较于“官报”，能更好地“通民情达民隐”，足可对官报进行“技术替代”，“洋为中用”，以更好地发挥意识形态的社会整合作用。三是甲午战争前后。在这个时期，随着近代报刊对中国社会的深度介入，阅报已经成为士人生活世界的组成部分，《万国公报》《申报》等在华外报和《时务报》等国人报刊已经成为湖南士绅了解时政的主要阅读品。
一、嘉道时期湖南士绅对近代报刊的阅读
魏源是湖湘文化的代表人物，在中国近代化转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面对西方的严峻挑战，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极富创见性地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战略方针，即以“师夷长技”应对“作为文明的西方”，学习西方文明，提升国家实力；以“制夷抗夷”应对“作为侵略的西方”，捍卫国家利益和儒家文明。魏源对近代报刊的思考，也是在“师夷制夷”的战略方针下展开的。因为“师夷”“制夷”的前提是“知夷”。简言之，面对源于西方的新型媒介——报刊，魏源依然将其纳入经世致用的湖湘文化，作为了解夷情、抵抗西方和守卫儒家文明的工具。在编撰《海国图志》时，魏源参考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等报刊资料，认为阅报可实现，“知己知彼，可款可战，匪证奚方，孰医瞑眩”的目标。
二、咸同时期湖南士绅对近代报刊的阅读
作为驻外使节，郭嵩焘将阅报作为了解“洋情、国势与事理”的途径，深化了对近代报刊的认识。1876年，郭嵩焘赴英担任驻外使节，并游历西方诸国。在担任驻外大使期间，郭嵩焘非常善于利用报刊以获取世界信息，对西方的报业生态有了直观了解。尽管郭嵩焘需要翻译才能读懂报刊，但他非常关注报刊的新闻价值，并尽可能阅读报刊，以观察西方和了解国际局势。郭嵩焘对中外报刊的广泛阅读表明，近代报刊已经成为他最为重要的信息获取方式乃至思考方式和生活方式。
郭嵩焘通过阅报，在看到报刊信息功能的同时，也意识到了报刊“通民情”“公是非”的“喉舌”功能。在郭嵩焘看来，西方民主制度“公其政于臣民”“庶人上书，皆与酬答”，报刊“直言极论，无所忌讳”，臣民都能通过报刊表达和维护自己的利益诉求，如此民情通达，君民相维，形成“禁欺去伪”的政教风俗，这就是西方的治国之本。报刊作为介入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媒介，具有整合社会的巨大功能。作为开明士大夫的典型代表，郭嵩焘的报刊阅读，使他意识到了报刊是一种在传播时效和范围上，比书籍更具优势的媒介，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世界，形成了超出同时代士大夫们的新闻认知，为第一次办报高潮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三、甲午前后湖南士绅对近代报刊的阅读
在华外报的新闻学知识传播及其办报实践，推动了国人对近代报刊的接受。以《申报》为代表的近代报刊，开始突破原来局限在江浙沪地区传播的态势而向内地扩展，湖南士绅也可以接触和阅读近代报刊了。
在1894年之前，皮锡瑞还沉浸在经学、历史和文学构成的前人世界中，其对报刊的阅读，主要是基于个人前途而了解科场情况。随着战争的爆发，皮锡瑞的报刊阅读，开始染上了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综观皮锡瑞的日记，可以发现其报刊阅读具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关注的报刊比较多，有《申报》《万国公报》等。二是持续跟踪战事发展，从甲午战争爆发到湘军远赴辽东战场，再到李鸿章赴马关议和和台湾人民反抗日本登岛，皮锡瑞关注了甲午战争的全过程。三是报刊阅读的频率很密，几乎每天都会读报。借助于近代报刊，远隔千里的战争场景清晰地呈现在皮锡瑞的眼前。四是夹叙夹议。尽管皮锡瑞以馆课为业，但对战争非常关注。在摘抄新闻内容的同时，表达自己对战争的看法。在报刊阅读中，皮锡瑞透过报刊与外部世界建立了“意义之网”，并从个体功名中超脱出来，对时局、对“他者”充满想象与关切，对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有着更为深切的认知。皮锡瑞在读报后，也会经常和周围友人交谈，沟通信息，交换观点，强化了彼此之间的友谊。
随着报刊由沿海向内地流通，一个新的阅读版图在湖南士绅眼前铺陈开来。但也应该看到，理学传统的湖湘文化，依然在深刻影响湖南士绅睁眼看世界的视角。19世纪70年代，随着民族危机加深，王韬等报人拉开了国人办报的序幕。但在书籍中心的著述出版观念中，新闻被视为“琐故”“野语”。左宗棠因西征新疆，委托胡雪岩向西方银行借款，受到《申报》等报刊的批评。作为传统士大夫，左宗棠既痛恨舆论批评影响西征大计，又对办报鄙夷不屑，认为报乃“末业”。因此，改变士绅轻视报业的著述出版观念，成为困扰近代报业在湖南出场的难题。（作者单位：湖南工业大学语言文化与传播学院）【本文为湖南省社科基金重点课题“晚清湖南报刊史及其史料整理研究（1897-1911）”（20ZDB011）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