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我的高考

张建雄

1963年，我考入攸县一中，在高13班学习。经过三年紧张的学习，1966年4月，我们进入了毕业考试阶段，进行高考复习，准备参加当年的高考。

孰料风云忽起，全国停课闹革命，高考停止，我们的命运也被改变。

1969年元月，新市老街居民在“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号召下，自找门路，全体下放农村，我和母亲、嫂子等4人落户于易清潭大队，那年我22岁。

下放农村以后，栉风沐雨地为生活而努力，一切豪情理想，俱已烟消云散，一切锋芒抱负，都已付之东流。不久，我成为生产队的民办教师，上课时教书育人，课余、假日出集体工，并担任生产队会计一职，成为一名地地道道的农村社员。

转眼到了1977年，其时我已届而立，膝下有儿女各一。这年的10月21号，中央决定恢复高考。听闻此消息，我百感交集，旧梦蠢蠢欲苏，当下便跑到县教育局报名。一个戴眼镜的老头，从镜片里扫视我一眼，当场给我泼了一瓢冷水。说我已超龄，超过25岁的，对社会对国家对集体有特殊贡献的才能报名。我一个普通知青哪有什么“特殊贡献”？这不是胡扯！失望之余，也不想理论，只能乘兴而来，悻悻而归。

1978年夏天，高考又要开始了。不撞南墙不回头的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又兴冲冲地跑去报名。这次竟出乎意料地报名成功。其实，报名时，我内心很是矛盾。我想，即使我考取了，我能顺利上学吗？家中一贫如洗，我若去上学，年轻的妻子和两个幼小的儿女该怎么生活？但我管不了这些，只一味想要考大学。我找来一些复习资料——主要是数学资料，语文、政治、史地则无法顾及，外语因不记入总分，也不用考，就更不用理了——开始在课余工后埋头复习。

1978年7月20日—7月23日，全国高校统一招生考试如期举行。新市地区考场设在新市中学，考试科目有政治、语文、数学、历史、地理。在考试中，当时的公社秘书刘乾龙多次关切地站在我身后，看我答题，身旁自有一股暖意。记得数学考试时，要用上一个公式，但我偏偏忘记了，最后，我在草稿纸上硬生生用倒推法推导出公式，当时真有点欣喜欲狂的感觉。

考试结束后，殚精竭虑的我，感觉大脑就像空了似的，整整在家睡了两天。

阅卷工作在湘潭举行，新市中学语文老师朱韶先参加了历史科目阅卷。那时的高考试卷，考生信息未密封，一切都一目了然。阅卷完毕以后，朱老师回来，兴冲冲地告诉我：你的历史试卷轰动了整个阅卷场，阅卷老师争相传阅你的试卷，惊叹你在举例说明古今中外三次突然袭击的战例中，连日本突袭珍珠港的细节都能说清，明确指出战争发生在星期天，令人惊叹。我笑了笑说：碰巧罢了，我恰好有一本这样内容的书，有兴趣，就记下了！

不久，高考成绩公布。我也记不得我考了多少分，总之是上了全国重点院校的录取分数线。填报志愿的时候，我记得第一志愿是武汉大学考古系。真的，一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填写这么一个莫名其妙的志愿。不久，高考录取体检开始了。体检地点设在新市原种场的一排平房里，一切都似乎很顺利。在五官科检查室，负责体检的是菜花坪的一个医生，一进门，坐下，抬眼扫视了我一眼，又盯了一刻，不知为什么，我心中突生一份寒意，他刷刷地在体检表上写了些什么，我心里咯噔一下，预感告诉我，一定是有什么问题！

接着是漫长的等待，等待录取通知书的到来。其实，从内心来说，我并不是那么期待。因为以我的家境、年龄，确实是无法上学的。但我又希望得到一个结果，也许是圆一个梦，弥补一下人生的缺憾，也许是为了证明一下自己。等啊等啊，录取工作都结束了，却依然没有等到我的录取通知书。

哥哥在长沙知道了这事，趁出差的机会，专程到湘潭市招生办进行了查询。招生办工作人员告诉他：没有录取是因为身体原因。整个湘潭地区因为身体原因没有录取的有十人。听到这个消息后，我也释然下来。一个人，只要努力了，就心安理得了。

后来，我考取了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在职学习。那时农村鲜有大学生，也不知什么是电视大学，我上“电大”竟成了当地新闻，不少人在路上向我伸大拇指。再后来，我又转入湖南师范大学中文函授专业，终于取得了大学本科文凭，似乎圆了我的大学梦！

1992年，我调入攸县三中，担任高中语文教学。十几个春秋寒暑，送往迎来，和同仁们把一批批学子送入高考考场，心中的那份欣慰和满足，自是不可言喻。我的学生们，既是圆他们自己的梦，也是圆我的梦。人生如此，夫复何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