釉色里的密码

张雄文

铺洒渌江和两岸的早春斜阳，又穿过陈扬龙釉下五彩瓷艺术中心的窗棂，在案头素坯上投下细碎光斑。素坯泛着象牙白的光泽，仿佛等待泼墨的宣纸。她调着色，手势与画家相类，却更像在弹奏古琴，一曲婉约的琴音似乎缓缓而起，漫过瓷城醴陵的大街小巷。

她叫陈利，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醴陵釉下五彩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而我是专注的“琴音”倾听者。陈利将羊毫浸入青花料碗，笔锋在碗沿轻旋三圈，甩去多余水分——这个动作得自父亲陈扬龙的真传，能让釉料均匀渗透胎骨。笔尖接触素坯的瞬间，钴蓝在素白天地间洇出萱草初绽的轮廓，像一抹淡墨在宣纸上苏醒。我注意到她悬腕的姿势格外稳当，宛如扎根在岁月深处的一株老梅，她与釉下五彩瓷三十多年厮磨的光阴，在笔尖凝成半毫米的色层。

“薄施淡染的秘诀，在七分水三分色。”她说话时笔锋未停，青料在清水引导下自然晕散，花瓣的肌理渐次浮现。这令我想起南宋画家楼璹《蚕织图》里缫丝女的巧手，同样是以水为媒，将无形化作有形。她又耐心诠释着蜚声陶瓷界的“薄施淡染”：在原来釉下色料中加大水的成分，着色时颜色随水沁入坯胎，通过浓淡的反复操作，将釉下色料沁入坯胎，与泥料融为一体。这一技法是父亲一生心血的结晶，她用半辈子工夫挖掘、整理和完善，绘制的图案层次更丰富，色彩也更润泽。如果说传统醴陵瓷的装饰风格为厚重，“薄施淡染”的作品则莹润通透、淡雅清新，像最上等的宝玉。

醴陵泥土的记忆深处存储着往昔荣光。东汉的陶片还在渌江岸边垂柳下沉睡，清雍正年间的粗瓷碎片依旧在沩山村山脚闪烁。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后，醴陵瓷业像舞台上的武生，来了个精彩转身，专攻细瓷，经过近百道工序，创烧出多种高温釉下五彩瓷，其“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令无数人倾倒。其实，釉下五彩瓷的色泽远不止五种，而是红橙黄绿青蓝紫与黑、白、茶、灰等无一不有。1915年，镌有醴陵标记的釉下五彩瓷乘船出洋，烫热了世界的眼眸——获得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

因为战乱频仍，釉下五彩瓷也曾中道零落，瓷业艺人星散，烧制技艺几近灭绝。那年“雄鸡一唱天下白”后，醴陵瓷业才开始重新振作。陈利的父亲陈扬龙应运而出，成为主要接力者之一，从唯一健在但已古稀之年的釉下五彩瓷老艺人那里承继了技艺，且独创出“薄施淡染”技法，多次承担国家礼品瓷、陈设瓷、宴会瓷的设计。

陈利时常会想起父亲拉坯时的手势，像捧着一捧月光般虔诚。那些浸透汗水的夏夜，泥凳上的转轮吱呀作响，青瓷泥在父女指间流转，渐渐有了梅瓶的弧线，玉壶春的韵致。当父亲的温度在素坯与窑炉前冷却、消散，陈利在泥釉配方里重新捡拾他的呼吸，接过了他一手打造的工作室——陈扬龙釉下五彩瓷艺术中心。

“干我们这一行很辛苦，得耐得住寂寞，‘专一事，终一生’。”陈利聊到父亲的作品《秋艳》大挂盘，至今陈设于人民大会堂湖南厅时，忽然感慨着。我默默点头，又细细咀嚼起来。釉下五彩瓷“三烧制”的古法里，素坯要在窑火中涅槃三次，父女两代人也在寂寞的釉色里一遍遍弹奏琴弦，在泥与火中无数次淬炼，才最终锻成“薄施淡染”的绝唱。

踱进陈列室时，陈利的代表作——《万紫千红》瓶上的牡丹突然活了。灯光穿透釉层，将牡丹投影在一旁的宣德青花缸上，不同朝代的瓷器在光影中完成对话。《万紫千红》瓶的造型为清华大学某教授设计，瓶身挺拔饱满，稳重而不失时代感。父亲曾以此设计了一件名为《丛中笑》的作品，叶做窗纱，牡丹在丛中微笑。陈利后来别出心裁，用四朵硕大的牡丹书写其华贵开放的风采，借以表达自己愿继承父亲衣钵，将“薄施淡染”技艺发扬光大之志。这幅作品后来获得第17届“百花杯”金奖，又与《婵娟》等其他6件作品一道被国家博物馆珍藏。

陈利调试展柜灯光的侧影，与墙上父亲留下的“生于斯，死于斯，奉献于斯”家训渐渐重叠。那些被国家博物馆收藏的瓷器，此刻正在玻璃展柜里无声讲述着另一种人生——泥与火的故事里，永远站着两代人的身影。

暮色降临，即将与陈利道别时，她刚收不久的北大学生徒弟正对着素坯上的败笔发愁。陈利微微一笑，拿过她的笔，在误笔处添了一只墨蝶：“瑕疵也是造化。”年轻人恍然大悟的神情，令我蓦然想起多年前那个顿悟“薄施淡染”真谛的少女。

渌江两岸渐渐亮起了灯火，犹如夜幕深处永不熄灭的千年窑火，照着釉色里生生不息的文明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