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陵，一个男人的膜拜

昭陵老街一角

易 军

一

偌大一片水域，猛地跌入眼帘，宁静如斯，浩然如斯，超然又秀然如斯。似一块巨大温玉，横亘于翠山田野间，与苍穹交映。这等爱理不理高攀不起模样，让人想起当年雍正朱批：“朕就是这样汉子，就是这样秉性。”

谁能想到，它曾经凶猛，曾经诡秘，曾经让人心惊肉跳？

有史为证。

清初顾祖禹撰《读史方舆纪要》，曰此处“怪石屹立，水势汹涌，舟行而惮其险”；乾隆《长沙府志》卷五云：“滩石险阻，行舟覆溺者甚众”。

《读史方舆纪要》被誉为“千古绝作”“海内奇书”。其内容丰富、考订精详，大大超越明代成书的《寰宇通志》《大明一统志》。若与清代历史地理巨著、官修的《大清一统志》相比，也算各有千秋，旗鼓相当。伟人早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时，便酷爱此书。坊间传说，当年决定红军命运之泸定桥，缘因伟人忆及该书有此一录。

为撰《读史方舆纪要》，顾祖禹精血耗尽。其总序曰：“……穷年累月，矻矻不休。至于舟车所至，亦必揽城郭，按山川，稽里道，问关津，以及商旅之子，征戍之夫，抑或从容谈论，考核异同。子于是书，可谓好之勤，思之笃矣！”

不觉遥想，在某个这样的初秋风雨之日，作为江苏无锡人的顾祖禹，是否也洗却一身暑热，到此与人“从容谈论”“考核异同”？是峨冠博带，还是竹杖芒鞋？

没有记载。

二

有记载的，是若干诗人和他们的诗作。

譬如杜甫，譬如乐雷发，等等。

杜甫至此，写下《解忧》，其诗曰：“减米散同舟，路难恩共济。向来云涛盘，众力亦不细。呀坑瞥眼过，飞橹本无蒂。得失瞬息间，致远宜恐泥。百虑视安危，分明曩贤计。兹理庶可广，拳拳期勿替。”

‌ 杜甫一生，漂泊不定，却在湖南度过最后岁月，其时为768-770年。他当时意欲投靠旧友韦之晋，韦之晋时任兼衡州刺史、湖南观察使，加御史大夫。杜甫从重庆顺江而下，经岳阳沿湘江上溯。人生投靠之念，多半乃穷途末路之举，杜甫亦不例外。他曾在湘江边寄居，身患“风疾”，卧病在船。在如此困顿之境，竟在湘留下150多首诗作，其中不乏《登岳阳楼》《江南逢李龟年》《岁晏行》等经典。杜甫一生诗歌也就1400余首，在湘短短两年，可说是他一生中又一困顿之时，却也是他诗歌生涯又一高峰期。抑或，冥冥之中，他要借湘江雄秀，用诗歌向颠簸人生作别？

扯远了，这是题外话。我想说的是另外两个与此处有缘的男人。

三

一个姓马，另一个也姓马。

第一个姓马的男人叫马援。这个名字不陌生，他用一生贡献出两个成语：“穷当益坚”“老当益壮”。一千多年后，护国将军蔡锷去世，中山先生亲撰挽联曰：“平生慷慨班都护，万里间关马伏波。”班都护即出使西域的班超，马伏波即马援也，他曾获伏波大将军封号。

马援一生战功甚多，而其最大贡献是平定交趾叛军。交趾即今越南北部，东汉光武帝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交趾郡女子征侧、征贰姊妹因不满苛政，率众起事，短短数月即攻克岭南大部，一时朝野震动。十七年，马援奉光武帝命南征。中山先生所言及的“万里间关”，应该指的就是此事。

征侧、征贰这两个强悍女子永远不会意料到，她们的愤怒，会让历史的蔓藤逶迤至此，催生出一朵小花，虽不惊艳，却让人感叹历史的摇曳多姿、百媚丛生。

大约九百年后，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另一个姓马的男人，叫马殷，晨起突然放声大哭，属下惊诧不已，马殷哽咽着喉咙说，他梦见先祖马援，告诉他其尸骨尚在湘江一处险滩的冰冷河水下。

当然，这，只是想象一种。

四

但马殷将此处命名为昭灵滩，则是事实。“昭灵滩”以前叫什么？无可考。

至于“昭陵”之名，乃前文提及的南宋诗人乐雷发到此，为纪念马援题诗《昭陵渡马伏波庙》之误笔，以讹传讹至今。

湖南宁远乐氏一族，为远近闻名书香门第，乐雷发亦受南宋理宗皇帝廷试，赐为特科状元，授翰林馆职，这等误笔实在不该。顺便说一句，窃以为，这一误笔，远不及马殷命名来得灵动，来得元气酣畅。

应该是在这个命名之前，马殷还干了件事，就是郑重其事地奏请朝廷，要追封其先祖马援为昭灵英烈王，而上头竟然慷慨地恩准了。得到恩准后，马殷开展了一场规模级的纪念马援的活动，不仅命名此处为昭灵滩，还在相传马援驻过部队的渌口、昭陵（昭灵）滩、武陵(今常德)、保靖四处，设立“伏波祠”。

仔细想想，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马殷到底是不是马援的后代呢？按照中国“五百年前是一家”的戏谑说法，说得过去。但史料记载模棱两可，没有明确表述。有学者认为，他应该是跟马援一族离得比较近的一个分支。

马殷出身卑微，世代以木匠为业。在32岁的某日，丢下斧头刨子，投入秦宗权军中，秦宗权军是当时有名的土匪部队，在历史上有过以腌尸做部队干粮的暴行。在这样一支部队，马殷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其内心是否遭到巨大煎熬，不得而知。但这个木匠运气不错，一路官运亨通，乾宁三年（896年）到长沙，随后被唐朝委任为潭州刺史、判湖南军府事。次年，唐昭宗封他为武安军节度使。他削平湖南割据势力，实现了湖南的统一。后梁开平元年（907年），朱温册封马殷为楚王；后唐天成二年（927年）正式建立楚国。

由一个木匠逆袭成地方诸侯，马殷的故事，实在是一个五星级励志故事。

五

但一个人的成功，并不意味圆满，特别是对一个出身卑微的人来说。虽说五代十国时期，门阀已被扫荡一空，但若能与名门豪族拉扯上一点什么，作为成功者，大概率不会拒绝。譬如刘备，编草鞋出身，动不动把中山靖王刘胜之后挂在嘴边。‌南唐王李升原本叫徐知诰，和李姓八竿子打不着，但硬要“恢复”李姓，自称是唐宪宗之子建王李恪的四世孙。历史上不避讳出身的，明太祖朱元璋算一个，重八天性率真，诏书中多次自称农夫：“朕本农夫，深知民间疾苦。朕本农夫，深知稼穑艰难。”

若单从这一层，去理解马殷那场规模级政治活动，显然过于肤浅。作为一个地方诸侯，马殷此举，应该还有政治上的考量：一是向上输诚。马援在历史上是个牢靠的忠臣形象，有这样一个先祖加身，暗示自己绝无逆心。后来历史也证明了这点。二是对下宣示治理方针。马援除了打仗，所到之处，协助百姓疏浚渠道、治理城廓，当年南征交趾，还把先进的农耕技术教授传给当地，大大促进了岭南经济发展。而马殷在安定四方后，通商惠工，“民间机杼大盛”，且铸铅铁钱，“四方商贾辐凑”于长沙。

除以上两点，估计还有点洗白意味。起步于秦宗权部队，毕竟是人生污点，谁知道他有没有吃过那种“干粮”呢？甚或亲手腌制过那种“干粮”呢？有了光鲜先祖，便可有“误入污泥中”之解释。

这是政治上的理解。

六

而我更愿意从情怀上理解。

中国男人，大多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豪情，这几乎作为基因密码融入了血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之语，诠释了儒家人生坐标两极，是怎样达成价值一极的，这价值一极就是大丈夫。杜甫苏轼用诗歌，演绎了困顿不堪时大丈夫的定义；两个姓马的男人，则展示了儒家人生另一极风姿。

从这一角度而言，不管马援是不是马殷的先祖，都不重要了。我相信，在遍地刨花的屋舍下，在汗流遍身的艰辛中，在诡异凶险的江湖里，马援马革裹身的典故，像一碗陈年老酒，一次又一次浇灌在那个身强力壮的木匠心上。滋一下，激发出熊熊火焰，烧得他全身滚烫。

要不，陈胜那小子，怎会喊出“宁有种乎”之妙语？尽管粗鲁，却来得痛快淋漓。

当这个木匠梦幻般登上人生巅峰，他一定会感谢这碗陈年老酒。回望九百年历史长空，他感到他的心和那个同姓男人的心，是多么贴近啊！不，简直是用同一频率搏动，嘭！嘭！嘭！

这个时候，他切切实实地，需要一种仪式，来表达对精神偶像的顶礼膜拜。

至于地点，当然要精心选择。

昭灵滩，就这样走上了膜拜的殿堂？

可能。

首先，这里要有足够的传说，才立得住脚。这个险滩，相传是马援操练水军的地方，不远处的伏波庙则是屯兵屯粮的所在。更有传说，马援后来南征五溪蛮时，在常德染疫，返回时，他执意强撑病体，要故地重游，但下船不慎跌入江中。是真是假？不重要，有传说就行。如果猜测不错的话，这里应该是偶像南征的一个重要兵站。建武十七年，交趾征侧自立为王，光武帝下令南方各郡，急造舟车、修筑道路、储备军粮。而这里，是水路南下衡阳、广州必经之地，北来商贾旅途劳顿，必定寻住的驿站。这样一个交通要地，作为兵站是合适的。

其次，这里要有足够的热闹，才方便口口相传，让膜拜仪式有超流量传播。汉晋时期，此处便人潮涌动。今天在此发现的牛尾坡墓群，便为汉晋时期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其保护范围达一万多平方米。更有民谣云：“若知昭陵城，胜似长沙郡，要知街多长，三千六百铺，还除熬糖、煮酒、打豆腐。”据当地老人说，原昭陵街房沿湘江东岸呈弧型，南起泗洲站，北抵乌鸦山，足有四公里之遥。在清末，这里直接叫“昭陵市”，其繁华可见一斑。

还有，这里要有足够的风景，才方便仪式具备应有的画面感。这点不难，这里向来是文人墨客们的打卡点。今日航电枢纽，令高峡出平湖，虽抹去昔日万种风情，却反转出另一番旖旎风光，成为当政者发力文旅、振兴乡村的抓手。

想想吧，三者俱备，简直就是道必选题。

于是乎，在某个黄道吉日，望远处，风轻云淡，看近处，雪浪滔天，青山如黛，祭台高耸。一众人马，浩浩荡荡，一时旌旗四摇，钟鼓笙磬之声相闻。一名礼官庄严宣读朝廷诏令后，另一半老男人走上前来，亲自开祭：“巍巍青山，汤汤湘江……惟我先祖……伏惟尚飨！”

三杯清酒，满脸浊泪。

那泪，是冷？还是热？

是热！

我挥手，拭去额头上突袭而来的秋雨。

尚带酷暑余味。

自然，这，只是想象的另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