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亮
1986年,醴陵信众捐资重建“文革”中损毁殆尽的屏山古寺,施工队在重整地基时,意外在寺庙原址地底下挖出两方古碑,其一为邑人傅泷所撰古刹碑志,讲述民国十二年(1923年)重建屏山寺事,亦见于民国版《醴陵<十修>县志》中;另一方古碑则署唐房玄龄所题碑文,讲述唐将尉迟敬德创古寺之功……
消息传出,举世沸腾,房玄龄乃唐初名相,所撰碑文此前未见史载,骤然出土,当可弥补研究空白,文史爱好者蜂拥而至,竞相传抄,一时有洛阳纸贵之势。
本世纪初,株洲市政协和醴陵市史志档案局先后出版《古今诗人咏株洲》与《渌江古今诗词选》两册地域性作品集,都将房玄龄的此篇碑文列于吟咏醴陵诸诗文之首,甚至这块出土的古碑亦身价倍增,描红嵌于重修完好的寺内保存不说,一定时间内,株洲市部分文物工作者亦将此碑誉为“株洲第一碑”,广为宣扬。
然而,笔者在实地探访及查询各种史志之后,这传闻中的“株洲第一碑”,却还有着不少至今未解的谜团。
太屏仙山——古寺
屏山寺不远,从醴陵城区出发,沿渌江大道出市区,再转075乡道,不过半个多小时便到位于王坊镇屏山村下的太屏山山脚,屏山寺即在山顶之上。
太屏山是武功山由江西省萍乡市杨岐山西行进入醴陵的支脉,巍然耸立于湘赣两省交会处——山这边是醴陵王坊,山那边则为江西萍乡湘东区荷尧镇——是一道天然屏障,所以名之为“太屏”。
沿山路而上,雨后的太屏山满眼浓绿,四周叮咚声不绝于耳,那是隐在山洞间的泉水淙淙流过的声音,自山上往下望去,两条玉带绕山而过、飘然远去,正是湖南的渌江和江西的澄潭江。未几,抬眼见一古色古香的牌坊式建筑,上题“太屏仙山”四字,门侧对联云:海天相色无边界;吴楚东南第一峰。一侧的墙上并有“屏山寺 醴陵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字样,这便是我们此行想要探访的屏山寺了。
入得门来,抬眼便见一飞檐反宇的古朴建筑,门头题“吴楚古刹”字样,此屏山寺之别名,此地古为吴楚边关,故有是名。古刹一侧有圆形拱门一座,门楣上书“皇陵”二字,据传元末时明太祖朱元璋携母避难于此,有“天为罗帐地为毡,日月星辰伴我眠。夜间不敢长伸脚,恐怕山河社稷穿”诗流传,后其母殁于寺,便于寺内安葬,并有明韩国公李善长所题碑文记其事,故屏山寺又有“皇觉寺”一名。只是,包括笔者在内的不少游客均表示,这有点附会太过了,且莫提有史可稽的安徽凤阳的明皇陵,堂堂大明开国太祖之母的墓葬规制竟简陋如斯,成何体统?
“皇陵”看毕,转过一重院落,便是二进的大雄宝殿,供奉本师释迦牟尼佛;再转便是三进的如来殿,被誉为“株洲第一碑”的吴楚古刹碑便嵌于殿旁一侧。相比嵌入墙内的其他碑刻,这块吴楚古刹碑显然保护得更为周全,字体全部描红不说,字迹亦不见丝毫漶漫,虽有斑驳之迹,却字字清晰可辩,端的是一方好碑。
待解的疑团
因为是专为这方古碑而来,所以我也看得特别细致。碑文系用楷体,天头上自右至左列“吴楚古刹碑”横额,下款署“房玄龄题”及“大唐贞观十三年已亥冬立”,中为正文,四字一句,共22句。文曰:
岩岩平山,积石峨峨。
远瞻昆仑,近缀衡庐。
南通闽广,北达荆吴。
惟山之高,壁立千仞。
创建古寺,尉迟敬德。
鄜州都督,威振山河。
密金不受,公心如山。
百战瘢痍,实忠于王。
功臣图象,凌阁争光。
名胜古迹,风景悠扬。
名垂不朽,万古流芳。
文意并不艰深晦涩,除了“密金不受”和“画阁凌烟”两个浅易的历史典故外,全文可以说是明白如话。全篇先写屏山多石、高峭、险峻,交通方便,再颂尉迟敬德的功德和荣誉,最后祝愿名山胜迹和功臣德望共同流芳千古。
然而,这篇并不艰深的碑文里却有着一些难解的谜团。
一是碑题中的古刹之说。民国版《醴陵<十修>县志》载,大屏山寺距县治35里,唐代始建,民国12年(1923年)李莘田、刘禹臣等倡修,傅泷记。既然山寺始建于唐,可是初唐人房玄龄赋诗、刻碑,就把屏山寺称为“古刹”,事理上断然难以说通。
除此之外,碑文中的“创建古寺,尉迟敬德”也有自相矛盾处。所谓“创建”是说屏山峰巅原本无寺,寺庙是由尉迟敬德披荆斩棘首创营建起来的,那么,全新的建筑,油漆未干,正待剪彩,怎么能称为“古寺”呢?这“古”从何来?或说《醴陵县志》记载有误,大屏山上在唐代以前就有佛寺或道观之类的古建筑。那么,寺观倒塌了,人们只能重建;寺观朽败了,大家可以去修建,怎么用得着尉迟再在此去“创建”呢?房玄龄乃一代贤相,身怀经国济世之才,文章之小道更是不在话下,又怎么会犯这样常识性的错误呢?
二是文中提到的两个历史典故。一个是“密金不受”,说的是李世民为秦王时,太子李建成为了拉拢尉迟敬德,私以黄金一车相赠,而忠于秦王李世民的尉迟敬德却拒绝了这笔厚贿,后来登基的唐太宗李世民曾有“公心如铁石,非利禄能动也”之赞,碑文中引此,亦算贴切;再一个则是“画阁凌烟”,说的是李世民登基后,为纪念当初一同打天下的诸多功臣,而命画师阎立本在凌烟阁内描绘了二十四位功臣的画像之事,事见《唐书·太宗纪》,“十七年一月,图功臣于凌烟阁......”《唐书》中的秦叔宝、尉迟恭等功臣的传记中亦提到此事,而唐人刘肃所撰《大唐新语》更有“贞观十七年,太宗图长孙无忌……二十四人于凌烟阁,太宗亲为之《赞》”句。
问题正出在这里,吴楚古刹碑言碑立于贞观十三年,可凌烟阁绘像却是贞观十七年事。也就是说,四年前赋诗刻碑,就写到并刻出了四年后建阁、画像之事。如果说此前的古刹之说,还可用特殊的偶然例外来解释,那么,这种时光倒流,又该如何解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