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仰止

不可否认，茶陵文化的精神价值里，既有黄河流域的粗犷奔放，又有长江流域的沉吟委婉。老子的超逸，孔子的温暖，墨子的侠义与兼爱，韩非子的沉郁等，或许早就植入了茶陵人先祖的血液，在这里经过凤凰涅槃般的文化大融合之后，又以一种新的形式表现为茶陵人的集体人格，这种集体人格以黄河流域文化为底色，闪耀着长江流域文化的风采，兼并着罗霄山脉清雅的沉着，最终以“牛”的图腾呈现在世人面前，勤劳、勇敢、侠义、睿智，劲直不阿，朴实无华。

这种人格的个性表现在历史的不同时期都可以找到其代表人物，如谭家“三进”直而不屈、杀身成仁的决然，茶陵人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献出五万多条生命的勇毅，就具有墨家思想显著特征；道家的超逸和待时而变的思想在李东阳和谭延闿的为政之道中发挥到了极致。具有这种品质人格的茶陵人从来不会将生命的舞台囿于茶陵，他们始终关心着中华民族的兴衰，体现“金盘昼永翻疑露，碧碗寒多不受风”的忧国忧民之心，他们之中的杰出人物怀着一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信念永远活跃在中国任何时期最高端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这就容易理解，为什么中国历史上有那么多茶陵籍的文臣武将，为什么中国文学史上会有“茶陵诗派”浓墨重彩的一笔了。

李祁书法诗词造诣非常高，曾为《清明上河图》题跋，其《云阳集》入《四库全书》；陈仁子存目著书共7种440余卷，其中《文补增遗》等入《四库全书》；刘三吾，元朝举人，明洪武年间特奏进士，其《坦斋文集》入《四库全书》；李东阳是明朝著名诗词散文大家，先后授文渊阁、谨身殿、华盖殿大学士，《明史·李东阳传》记载：“弘治时，宰相李东阳主文柄，天下翕然宗之”，其《怀麓堂集》《麓堂诗话》均入《四库全书》；谭仲麟，清咸丰六年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知府、布政使、巡抚以及陕甘、闽浙、两广总督，所到之处政绩显赫……

此时，我突然想起了很久以来困惑我的问题，为什么茶陵的高山都以“仙”命名？茶陵“云阳仙”半山腰为什么要刻《道德经》的石碑？文章写到这里，我似乎可以理解了，茶陵先祖很多是唐或唐之后的南北朝时期迁入茶陵的，茶陵文化便沿用唐制（李家以老子李耳为祖先）尊奉道家，我想，这也许就是为什么茶陵道观较多，而佛家庙宇很少的原因吧，所以，凡仰之弥高的山均以“仙”命名。茶陵历代先哲们，又何尝不是一座又一座我们应该仰视的高山呢。

茶陵人的先祖可能没有去过山东临淄城西门的“稷下学宫”，也可能没有人参加过“诸子百家”的“争鸣”，但一定参与了《诗经》的黄河大合唱，经受了楚文化的洗礼。当他们来到茶陵之后，茶陵丰富的资源、四时风景和宜人的气候让他们有了家的感觉。这一点，我们可以在李东阳第一次回乡省亲时写下的“我家龙匣水，滚滚向南溪”、“我家旧在湘南住，犹记曾闻鹧鸪处”的诗句里深切地感受到。即便不是出生在茶陵，也从未在茶陵生活过，李东阳第一次回到茶陵，就对茶陵产生了深深地归属感，李东阳几百年前从内心深处自然散发出来的对于“家”的认同感，让今天的我们依然感同身受。这种刻骨铭心的归属感，一代一代地传承着，茶陵人不管走到哪里，也不管走得多远，总会对茶陵产生出一种心理上的依恋，我甚至相信，这种情结比任何地方都要强烈。所以，茶陵人总是自嘲而又自豪地说“茶陵有个回水滩”。茶陵人这份对家乡故土所表现出来的无与伦比的浓浓挚爱，感天泣地，甚至到了用生命去维护的程度。这是一种习惯，这是一种精神，这是一种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