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世界丛书》 出版始末

钟叔河。 图片来自网络

——再访出版家钟叔河

丁一达

钟叔河，我国著名出版家、作家、学者，曾任岳麓书社总编辑。上世纪80年代，因主持出版《走向世界丛书》而蜚声中国知识界和出版界，该书记录了19世纪中国人开始走向世界的早期脚印，是中国早期知识分子同西方相遇后的最初见证。

在处于改革开放早期的上世纪80年代，丛书无疑给刚刚打开国门的中国一个崭新的视角和历史的借鉴。笔者曾有幸多次谒访“念楼”（钟先生书房名），得闻钟先生亲炙。在最近一次访问中，笔者着重向钟先生请教了“走向世界丛书”出版的前后，重新了解了那段充满活力和抱负的出版史，和它背后那个思想解放、万象更新的时代。

老先生年近九十，依然身体康健，精神矍铄，谈兴起来时往往刹不住车，从劳伦斯谈到周作人，从《庄子》谈到《老学庵笔记》。相处既久，知道老人不能久说话，便往往把话题限定起来，以免收摄不住。这次一去，我就先提出了不情之请，希望钟先生能够和我粗略谈谈当年出版“走向世界丛书”的始末。钟老答应了。

1979年，钟叔河先生受一位挚友，著名学者朱正推荐，分配到湖南人民出版社，“那时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中国怎么才能实现现代化？未来将往何处去？”

数年后，两人致力的不同出版工作，也可视作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朱正参与组织了《鲁迅全集》的编注，开展了大量鲁迅研究，通过鲁迅作品透视旧中国的痼疾；钟叔河则主持“走向世界丛书”的编辑出版，为改革开放中大步“走向世界”的中国提供历史的借鉴。

正是这样的问题意识让钟先生甫一到任，就看准了大量未经印行的晚清游记，包括1840—1911年期间中国人到西方的记述，包括游记、日记、旅行记、回忆录、叙事诗等各种体裁。其作者则涵盖了晚清的诸多名人。这既是钟先生以往的兴趣所在，似乎也是时代的某种召唤。

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中鲜明地提出：“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双百方针的重新提出，无疑给当时的文化界、出版界带来了新鲜的活力。

在《走向世界丛书总序》中，钟先生一表自己的初衷：中国的现代化还有漫长的艰难历程，我们不能不继续打开眼界、走向世界。打开眼界后，还要学会分析，分清好的和坏的。一切好的东西，要“拿来”为我所用；一切有害的东西，要实行抵制和预防。在这方面，前人的观察和体会，有些仍然值得我们重视。

“丛书”早期的编印中，钟叔河先生还同时开展着其他编印工作，“那时候，也没有电脑，只能请人抄录稿子，再一字字校对、标点。每一本都有附上一篇导言，最开始实在是辛苦得很。”

丛书的编撰很快得到了来自前辈学人的肯定。其中最为人称道的，莫过于钱钟书先生对“丛书”出版的支持。

当时年逾八旬的钱钟书先生在得知“丛书”的编辑出版构想后，主动约见钟先生，并主动提出为“丛书”作序。就连杨绛先生也在给钟老的信中直言：“钟书生平主动愿为作序者，唯先生一人耳”。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李一氓也称赞丛书是“近年来所见到的整理古文献中最富有思想性、科学性和创造性的一套丛书”。

还记得初识钟叔河先生时，他得知我偏好文史哲，便语重心长地引《论语》中的“君子不器”来教导我，指出读书应该不拘一格、博览通观，“文史哲要读，理工方面的书也应该读。我原来就最爱读科技书。”语罢大笑。

我想这样的读书之法，也是钟先生“走向世界”精神的一个脚注。小至读书，大至为国，都应该要有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气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