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工分”的往事

早几天回老家，我和几位老邻居聊起如今的幸福日子，个个脸上堆满了笑容。张老爹说：“我儿子在广州打工，每个月收入一万五千元。”赵老爹接过话题讲：“你这算什么？我外甥在长沙创办绿色食品公司，一年纯收入八十多万元。”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说着说着，在上世纪70年代当过生产队长的尹老爹，嘿嘿笑了两声：“现在的生活真好！各位也别忘记了50多年前，我们挣工分，一天10分到年末，还只能分得几毛钱。”他这一说，慢慢打开了大家的话匣子。那时，在生产队出工，每个社员都有由大家评出的一天所得——底分，一般身体强壮的男劳力，能得10分，女的再好的劳力也只能得6分。评工分看似简单，却很复杂，劳动能力虽说是主要因素，但人缘关系，尤其是与队委会干部的个人关系，却是隐形因素。要知道，工分高低关系到每家每户切身利益。一年工分多，结算起来分的粮食和钱就多。因此，定期评工分会议，总会吵成一锅粥，谁都要斤斤计较。

这天晚上，生产队召开会议评工分，一开场，社员们七嘴八舌叫开了，这个比那个要高一点，那个比另一个要低一点，争得面红耳赤，有的哭爹骂娘。生产队长站在一条高凳子上面，用一根棍子敲得门板咚咚响，才把会场安静下来。他要搞民主评工分，一个个自报公议。可生产队长按名册叫第一个人——桂花时，就有些棘手。她爱人是某工厂工人，属“四属户”（俗称“半边户”），社员们总以为她家里人吃生产队的粮，端生产队里的饭碗，大家共养了“四属户”。本来有些偏见，评起工分来也是如此，有人说：“她最高也只能6分。”讲句实话。桂花虽个子不高，身材矮小，样样农活都能干，插秧、打禾、犁田等不比有些男劳力差，就是因为说话直爽，得罪不少人。这次大家又给她评为6分，她气得跳脚，狠狠拍了一下会场中间的红漆桌子，大叫一声：“评我6分要得，明天大车坳的几丘田，派另一个6分底分的人去犁吧。”说着她带着7岁的儿子，气呼呼冲出了会场。

第二天，生产队长派了一个10分底分的男劳力，到桂花家牵牛犁田，平日爱牛如命的桂花将一头水牛养得膘肥体壮，可别人难得接近它。桂花叫它就服服帖帖，活像一只阉鸡公。当男子汉牵着牛，扛着犁，来到大车坳，大水牛根本不听使唤，牛丫都套不上，躺在田边滚得男子汉满身泥巴。用牛人只得叫来生产队长对桂花说好话，劝她去用牛。她赌气地说：“10分的人用不得牛，我得6分的也用不得”。

结果，生产队长叫几个强壮男子汉，将牛套在一架宽宽板车上，去平山塘石灰厂运石灰，一天拉好几趟，每趟要拉七八千斤，大水牛就这样活活累死在路上。桂花想到工分没上去，心爱的牛又累死了，几天寝食不安，心痛不已。在爱人再三开导下，她才渐渐振作起来，在每项农活中仍然表现出色，让大家心服口服。第二年，她终于每天挣得了7分，久违的脸上绽开了笑容。

不过，在我们大队，也有让工分的事情，那是因为人到中年的刘兴妻子不幸去世，留下一子一女，劳力不够强壮的他生活比较困难，独生儿子的他，还要照顾年老多病的父母。当时尚未娶到妻子的单身汉李叶，想到比自己长8岁的朋友刘兄，拿不出钱财帮助，于是当着本队全体社员，在评工分时，主动将评定的10分底分降为9分，而刘的8.5分升到9.5分。对这事，生产队长犹豫不决时，李叶从口袋里掏出钢笔和纸，字写笔载：“我的工分底分自愿由10分降为9分，刘兴每日工分则为9.5分。”在全体社员热烈掌声中，通过了李叶的自行决定，当时42岁的刘兴感动得流下热泪。一年半以后，刘兴将最小的姨妹妹，年方27岁的漂亮小学教师介绍给考上公社会计的李叶，10个月后，他们顺利结婚。这成为至今还在传扬的一件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