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 叔

满叔大名贺玉和，生于1930年。祖父母一共生了7个孩子，父亲是老大，满叔为老五。听母亲说，满叔是家里最受宠爱的儿子，父亲和二叔、三叔都没上过学，四叔也只上过两年私塾，只有满叔读了初中。1947年，国民党在老家抓壮丁，不愿为国民党卖命的满叔，偷偷逃了出来，在长沙白沙井以担水叫卖谋生度日。

满叔19岁那年，长沙和平解放，他见解放军是为穷苦大众谋利益的，就报名参了军。20岁那年，他听说要“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又报名当了志愿军，跟随部队雄赳赳气昂昂地过了鸭绿江。那时，部队里有文化的战士很少，首长见满叔上过初中，就安排他在志愿军某部当文化教员，负责战士的扫盲工作。满叔虽是部队的文化教员，但在残酷的朝鲜战场，面对凶狠的美、英、法、奥、荷等17国联军，也未能逃脱战争的摧残。

那是1953年1月，在朝鲜东线与敌人争夺一座高地的战斗中，满叔中弹倒下了，他被担架队员从尸体中翻了岀来。战友们见他还有生命体征，马上把他送到志愿军野战医院，并为他献了血。野战医院一位苏联援战医师为他做了12个小时的手术，终于把满叔从死亡线上救了回来。在那场激烈的战斗中，敌人的子弹穿过满叔的肋骨射进了他的左肺。军医切除了满叔的左肺和被子弹击断了的肋骨。满叔身负重伤的消息传到老家后，祖母以为她心疼的满崽牺牲了，哭得死去活来，整天嚷着“活要见人、死要见尸”。祖父和全家人也为满叔担心，天天为他祈祷，盼望他能平安归来。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满叔作为一等革命伤残军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被安排到长沙荣军学校。本可在城里享受生活的满叔，过不了那种清闲的日子。他觉得自己才20多岁，祖国才解放几年，农村也需要人去建设，于是申请回到湘乡老家，自告奋勇在乡里的独石小学当了一名不拿工资的教师，为发展家乡的教育事业贡献力量。

在儿时的记忆里，满叔回乡那天，蓝天白云，阳光灿烂，山坡上的杜鹃开得格外红艳。祖母听到满叔要回家的消息开心不得了，我们一大家人站在村口迎接他归来。满叔中等个儿，圆形脸，浓黑眉，说起话来快而洪亮。他穿着一身褪了色的浅黄色的志愿军服，背着一只浅黄色的背包，上面还绑着一只印有“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字样的搪瓷缸。满叔虽在朝鲜战场上负过重伤，但仍然显得很精神，完全看不出他是个丧失劳动能力的伤残军人。

回乡的几年中，满叔目睹农村缺医少药，当有些贫困乡亲看不起病时，他会悄悄地把自己的药送给他们。满叔对我说：“我是久病成良医，他们生病要服什么药？我知道。”为了乡亲们的健康，后来满叔又自学当了大队的“赤脚医生”。

我们老家属丘陵山区，到处都是羊肠小道、沟沟坎坎，无论严寒酷暑，我总是看见满叔背着个“红十字”箱在乡里走村串户，为贫困群众送医送药扎银针……他是个切了左肺的人，负伤后患有慢性阻塞性肺气肿，稍一劳累，就气喘吁吁，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可我从未见满叔说过半个“苦”字。那些年，正值推行合作医疗，他除了每个月的20多元抚恤金，从没向组织伸手要过一分钱报酬，也没收过出诊费，纯粹是做义务。碰上贫困乡亲，满叔还会为他们垫付药费。生产队里的三娭毑，丈夫去世后，留下一个哑巴儿子，生活十分困难。满叔知道后，免费为他们治病，还经常给他们送吃的，母子二人感激不已。

我读小学时，满叔经常询问我的学习情况。鼓励我好好学习，长大了为建设新中国贡献力量。他还经常给我买书，过问检查我的学习，指导我写作文，我们叔侄俩成了无话不说的忘年之交。

我外出读书参加工作后，虽然与满叔偶尔有书信联系，但很少和他见面。1979年春节回老家，母亲告诉我满婶去世了，满叔经受了人生的第二次磨难。

满婶的过世是一起严重的医疗事故，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满叔拿起了维权的武器。他每年携着3个年幼的儿女，奔波往返于老家与长沙之间，整整4年，才打赢这场官司，获得了几百元赔偿。有人对他说：“你何苦，花的钱还比赔的钱多。”满叔理直气壮地说：“我要的是一个‘理’。”

2000年12月4日下午，我接到帆妹打来的电话，得知满叔不幸逝世。怀着悲痛的心情，我请假从株洲赶回老家，送了满叔最后一程。

好在满叔去世后，他的孩子们都很努力，先后到长沙工作，各自都有了幸福美满的家，总算没有辜负当年满叔的一片苦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