缝纫机之恋

周慧文

我花几十元买了件末代皇帝溥仪送给皇后婉容的“稀罕物”，也是我娘念了一辈子，我大姐心中永恒的一根“小刺”。知道是什么吗？告诉你吧，是台小巧可爱、清新雅致的电动缝纫机。

打开纸盒，轻轻掏出，粉红的只有保温杯高的小缝纫机显露出来，令我好生欢喜。坐下来，盯着“宝贝”，不觉哼唱起电影《缝纫机乐队》里主题歌《带我飞》。

时间回到20世纪80年代中叶，那是个寒冷的冬天，大姐出嫁的前一夜。我清晰地记得那晚我家的冷窖现场：大姐非常想把那台她勤苦赚来的，已陪伴她一年的缝纫机，明天随别的嫁妆一起带过去；母女连心，受尽苦难的娘极力想成全女儿；可执拗的爹却态度坚决表示“不同意”；已懂事的二姐、三姐默默地做着家务，体谅着亲人的伤心；外公只能叹着气；弟弟和我吓得不敢出声、不敢随意走动……

大姐初中毕业后，小小年龄就在株洲市建筑工地上挑灰桶，矮矮小小的个子每天挑着一担又一担重物楼上楼下地爬，辛辛苦苦赚的钱绝大部分交给家里，正因为有这笔收入，家里于那两年建了栋土坯房。房子建好后，大姐还是克勤克俭，赚了钱也还是悉数交娘，补贴家用。有一次，大姐从市里回来，与娘商量：不去挑灰桶了，想买台缝纫机，去学缝纫。娘想着大姐这么多年为家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当即表态同意，因为这也是她多年来心心念念的梦想。

娘小时候，曾眼巴巴地看着年龄相仿也最要好的堂姐去上学；青春时期，又眼泪长流地送别堂姐去学医；再然后，羡慕着堂姐吃国家粮，生活在城镇里，不用面朝黄土背朝天地过日子。因为伯爷爷开明，认为女儿也应该培养好。而我那吃国家粮的外公却固执地认定：“女儿迟早是别人家的。”结婚后，看着夫家堂嫂学缝纫，她提出过也去学，可没得到婆婆的同意。以至后来她一直念叼着：“要是有一门手艺，就不用整天在田里、地里糊弄、暴晒，一身都干净些。”一辈子尽管勤劳异常却贫困的娘一直信奉着：爹有娘有，不如自己有；老公有，还隔层手。这也是她教育我们这几个女儿的口头禅。

自己吃过的苦，不愿让女儿们再受。尽管大姐下面还有4张嗷嗷待哺的嘴、4个沉甸甸的书包，可娘还是觉得该咬咬牙，多种几年萝卜、白菜，也要让大女儿去学门手艺。当时已有十一二岁的我清楚地记得，娘是瞅准我爹外出办事那几天，从朱亭街上买回的缝纫机，请小叔挑回来的。

爹回到家得知情况后，当然是勃然大怒。不仅摔了饭碗，动手打了娘，跑到隔壁骂了小叔，还几天几夜要么端着酒杯喝个不停，要么躺在床上啥农活都不干……他气愤的是：我娘不该让大姐学什么手艺，长女学了，后面二女、三女、四女到时都要学，这是要累死他这几根骨头；怨小叔头脑不稳当，明知他家庭负担这么重，还支持不清白的嫂子和不懂事的侄女；大女儿自私自利，下面弟妹们都要吃、穿、读书，身为家中老大，却只图自己的将来。

自大姐学缝纫那天起，她自私自利的品性就在爹心中生根发芽了。这不，大姐婚前，爹就态度很坚定：缝纫机要留在家里，将来给妹妹们用。我猜想，爹当时甚至想留着给还只七八岁的儿子，若干年后娶媳妇，要添置手表、自行车、缝纫机三大件时，只需花钱买两大件了。而大姐抚摸着这台自己一分一分积攒的辛苦钱买的缝纫机，很渴望能带走。

那晚，微暗的煤油灯下，爹很晚很晚还独自坐在堂屋里，一个人烦躁地喝着酒。娘躺在床上，一直在全身发抖地抽泣着，二姐盛碗饭几个小时都守在床边，想劝娘吃点；大姐伏在缝纫机上，先号啕大哭了一阵，后来一直在轻轻啜泣，三姐端碗饭靠在大姐旁，伏在她肩上静默着。外公带着我和弟弟坐在火炉边，只听到他老人家一声声叹息。只糊了层报纸的窗户，被风刮得“哗啦啦”作响……

第二天清早，大姐用碎白棉纱把缝纫机桌面精心擦拭了一遍，把线拆下来，机头打上油，盖上她亲手缝制的红绒盖布。然后穿好新衣服，任婶子用细麻线在她脸上上下勒动。出门的时候，面庞红润，流着泪，离别了这个养育她二十多年的村子，抚养她长大的双亲，陪伴她的家人，也离别了她心爱的缝纫机。

大姐出嫁最初一年，她回来会时常掀开缝纫机红绒盖布，为我们缝缝补补，随着两个儿子相继出生，就忙活着自己小家去了；二姐偶尔用下，但她只能缝衣服上裂开了线缝的地方。剩下的经年累月，这台爹执拗留在家的华南牌缝纫机就摆在房间角落里。

两年后，也许是家境改善了，也许是爹的观念改变了。爹喜洋洋地与娘商量送二姐学什么手艺，还亲自为她找师傅。

光阴荏苒，新的世纪到来了。弟媳进门时，娘快入古稀之年，爹已病在床上；我们姐妹们都已出嫁，在用自己的双手缝制美好生活。大家都不知道放在二楼仓库角落里的缝纫机还能不能用，大姐当初缝的红绒罩布上蒙了一层厚厚的灰尘还妥妥地盖在机头上，已看不出原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