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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读书,其实是从读烂报纸开始的。说“烂”,指多是路上捡的。凡捡的,几乎没有不是残缺的。70年代初,已经进了学堂门,认得几个字了,不单只惦念王阿婆、李阿公家门前树上的枣子柚子了,对纸上印有文字一类的东西也开始有些兴趣。上学路上,见着烂报纸,随手捡起,勾头一看,讲一些新鲜的事、出奇的事,这些似乎离得很近又隔得很这远的这祥那样的事,勾起了幼小的我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尝过几回甜头,走路总是低着头,眼珠子左右贼溜溜转,望奇迹出现,经过大队部那段路时尤甚。孰知那个年头即使捡半截烂报纸也得靠十足的运气。有段日子,老师和爹都说我勾头走路,坏习惯。大人的提醒让我知道运气既差,毛病可不能落下,走路又抬起头来了。那时,我家坐屋墙壁上的石灰粉开始脱落,爹大约是从大队部弄来了一些报纸糊在两条柜凳上面的墙壁上,共有十多二十张吧,可让我“吃饱喝足”了。讲王进喜的一句诗“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就是那时从报纸上刻到脑子里的。

    书念到五、六册时,就痴迷连环画小人书。爹从来没买过一本给我,爹的头脑里哪有考虑这些事情的余地,纵使有心,衣兜允许么?到同伴那借、弄,是常有的事情,总是千方百计。这些同伴往往是爹当干部、教师或做其他公干吃商品粮的,为了免除心痒,替他们做过许多园里摘辣椒、秧田赶鸟、扯一篮猪草之类的事情。为了读到《鸡毛信》这本小人书,硬是帮文乃舀干了一个水坑的水,让他翻开稀泥捉泥鳅。那水坑两间房子那么大,足足舀了一下午。当然,文乃也在舀,他得了两斤多泥鰍,我看到了他那本《鸡毛信》,怎么想都不觉得亏。正月里拜年,最想去的是小姑家,她家有张小方桌,桌里有个大抽屉,抽屉里尽是小人书,书是比我小一岁半的表弟的。除了姑父在煤矿当干部,表弟还有个在医院当医师的姑姑,他的连环画小人书当然可以把那抽屉挤满。老师布置作文题“最××的一个人”,我选的是“最羡慕的一个人”,写的就是表弟,羡慕他有那么一只不空虚的抽屉。

    慢慢地,我对小人书也失去兴趣,开始啃“厚本子”了。厚本子这个词是爹创造的,每当看见我兜了、夹了、捧了一本厚书时,他就骂:烂豆子,正事冒得,邪事有余,到时考试考厚本子么?咬牙切齿的,似乎非如此不足以表达心中的忿恨。我却把爹的话当成了耳边风,沉溺于那些厚本子不可自拔。四大名著、明清时期一些白话小说、一些现代名家的作品,在十四岁初中毕业前大抵读了些,全都是借的,读完交还人家。有次在大姨家见到一本《三侠五义》,一翻就迷住了,第二天回来时舍不得走,表姐知道何故,拿了那本书给我,说,你姨父借人家的,看完送来就行。我看完后未及时归还,叔叔家来了一位爱看书的客人,进门就问有书看不,婶婶就从我那拿走那书,那位客人吃完饭便走了,书也带走了。那位稀客和那书从此杳无音讯。姨父一见我就问那本书,问了好几年,弄得我几年怕去大姨家。

    到了读高中的时候,爹的话就开始应验了。我严重偏科,文科成绩好,理科成绩差,跛一只脚走路,样子难看在其次,主要是达不到目的地。七九年高考,考文科,得259分,起跑线是260分,数学仅得6分。八三年有幸考上民办教师,为了转为公办教师,从八九年开始考攸县师范,把厚本子丟到一边,找齐从小学五年级到高中数学的课本,啃数学。边啃边考,连考五年,终于在九四年考上攸县师范学校,数学得了67分,于我而言,是个奇迹。在攸县师范的脱产学习中,读厚本子又成了我的主业。主要是啃外国名著,我给自己列了个长长的书单,到校图书室按图索骥,日本的,欧美的,俄国的,几乎两三日一本,真像一条扑在面包上的饿汉,就一个想法:撑死得了!

    我读书的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关注网上书讯,爱逛大小书店,得到一本想要的,照旧高兴老半天。早就明白,与书结缘,一定是一辈子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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