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椿树

罗治台

那年，我回故乡给父母扫墓。

我是先天晚上赶到故乡的，在弟弟家住了一夜。第二天清晨，我就早早地起了床，一个人踱到村外，沿着小路爬上了河堤。

我的故乡是一个两三百户人家的村落，一面靠着湘黔铁路，一面傍着小河。儿时的小河很野，每年夏天小河总要涨几次大洪水，水位也总要漫延到故乡的井边。一涨水，村里会水的男子汉们就守候在河边，捞从上游漂下来的木材，有时能捞上好几根，有时一根也捞不着。

如今小河温柔多了,得缘于20世纪60年代末上游修了小水电站和排灌站。水流被控制了，河床也就变得瘦瘦的了。后来，农业学大寨，乡亲们又在河边上修了一条百多米的河堤，原先几十上百亩的荒洲被圈了进来，也开垦成了良田。

爬上河堤，举目四望，到处都是绿油油的一片。昨夜才下过雨，水珠儿点缀在田间紫云英的叶片上，真是可爱极了。

河堤上有一排高高的香椿树。椿树才吐出叶芽儿不久，一片嫩嫩的紫红。有几个小孩正拿着一头绑着镰刀的长竹杆在树下采撷椿尖。我知道香椿苗拿到城里是可以卖个好价的，椿尖炒鸡蛋常常是城里主妇们心仪的菜谱。如今一些饭店宾馆也有这么一道菜了。

趁着采椿孩子们歇息的片刻，我趋上前去试探地问他们是不是拿去城里卖。一个稍大点的孩子说不是，是自己吃。我说自己吃用得着这么多吗？还是那个孩子说，我还要给奶奶婶婶们送些去。呵，原来是这么回事。我情不自禁地多打量他几下，小孩圆圆的脸大大的眼睛，我想从中推断出他的父亲或爷爷，我十几岁离开故乡算来也有四十多年了，四十岁以下的除了侄辈，我是一个也不认识的，然而，我失败了。

“你的爷爷叫什么名字？”我又问道。

“我不告诉你。”孩子眨巴着大眼调皮地说。

我无计可施，只好转了话题说：“你们随意在树上采摘椿尖，难道栽树人没意见？”

“不会有意见的！他已去世许多年了。”

“他叫什么名字？”

“听爸爸妈妈说他是……”

没想到，孩子们说出来的是我父亲的名字，不过是外号，但我能接受。

父亲是农民也是篾匠。篾活是祖传的，父亲常说与他的兄弟相比，他只能算个“赖篾匠”。这不是谦词，的确，父亲的篾活很糟糕，他只能补些旧货，而我的伯伯叔叔却能编织各式各样的新货。特别是伯伯，他能在篾席上织出鸳鸯戏水的图案。周围大户人家嫁女娶媳都请他打一些篾货。

父亲的手艺不行却好结交手艺人，什么木匠铁匠桶匠剃头匠他都合得来，因此，1958年他就成为全乡第一任“手工业合作社”主任。父亲还是全乡1949之后的首批共产党员。不过，在子女的眼里，父亲的党员当得很窝囊，除了没给崽女带来丁点好处外，自己还在1959年冬的县三级干部会议上挨了同志们的批斗，跪了劈柴块，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留党察看两年，撤销了主任的职务等处分，不得不回到村里重新拾起篾刀与锄把。

父亲的晚年是压抑的，请他做篾匠的越来越少了，论干农活，他远远不如家里三个儿子。因此，他的“老党员”称号常被我们嘲笑。我们常拿父亲与同批入党的人来比，说别人都是乡干部，老了有退休金拿，有的还给农村崽女解决了工作，而父亲什么都不是，还连累了大哥在部队没有提上干。

后来，村里让父亲护堤，专干得罪人的活。父亲护堤很认真，无愧于老党员称号。他知道田土对农人的重要，堤内有几十亩好田，能养活几十口人。冬天他自觉地挑沙石加固，春天就在堤上植树。父亲说自己之所以热衷植树，一是护堤需要，二是赎过。他说他在任全乡手工业合作社主任期间，瞎指挥砍了许多竹木，临死之前就多栽几棵树来弥补一下先前的罪过吧，堤上的香椿树就是那时栽的。

父亲很爱护树，要是有谁将牛拴在堤坡的树上，他准会毫不客气地大叫大嚷，给人下不了台，为此，他得罪了不少人。父亲的嘴巴确实有点肆意，我的嘴巴也随性，大概是继承。遥想当年，父亲之所以挨同志们的“整风”，也就是因为嘴巴的错，是嘴惹的祸。

20世纪末，父亲就长眠于地下了，他的嘴巴再也不会讨故乡人的嫌了，而他手植的树却真真实实地点缀了故乡的风景和故乡人偶尔的餐桌。